今年1月电影《孔子》举行了首映。与电影的成功与否并无关系，从1979年的曲阜孔庙再建开始，儒教在中国的复活已成为大势所趋。各级学校也在教授儒教经典，知识分子和学者们也开始大量对儒教进行研究，部分人还期待把儒教发展成政治改革的手段或替代共产主义及民主主义的理念。贴有孔子名字的汉语教育机关“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88个国家设立了282所。甚至有些知识分子主张“应把儒教作为国教”。康有为的设想能实现吗？改革运动家康有为为了把儒教发展成国教并在全世界传播，曾主张在海外建立儒教学院。

即使成不了国教，中国政府和儒教的关系不论用任何形式都很有可能得到正式化。如果中国政府和儒教间出现连接纽带，这预示着不仅给中国，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变化。

至今儒教还不是国内政治或国际关系上的主要变数。1894年韩国、1905年中国分别废除科举制，国家和儒教的连接纽带断裂后，儒教就失去了活力。生机勃勃的“儒教根本主义”和在国际上活跃的儒教运动以及和西欧基督教民主党相媲美的儒教党在旧的儒教圈里并没显眼之处。儒教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是核心的存在基础。

现在中国政府正试图把儒教作为完善遭遇瓶颈的共产主义的国民和谐的工具。力图阻止基督教、国粹主义或法轮功势力试图侵蚀到褪色的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间里的阴谋。再加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儒教不仅可以对内使用，也可以对外使用。

继曾是“英国的世纪”的19世纪和曾是“美国的世纪”的20世纪后，21世纪有可能成为“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最终将成为中国主导的世纪。而对该种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一大根据是掌控“亚洲的世纪”的思想还未表现出来。因此社会更加关注儒教是否既能成为凝聚亚洲的思想基础，也能成为向世界其它地区展示的前景。

继曾是“英国的世纪”的19世纪和曾是“美国的世纪”的20世纪后，21世纪有可能成为“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最终将成为中国主导的世纪。而对该种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一大根据是掌控“亚洲的世纪”的思想还未表现出来。因此社会更加关注儒教是否既能成为凝聚亚洲的思想基础，也能成为向世界其它地区展示的前景。

韦伯的观点对于看待如今的中国儒教也是有用的。中国政府之所以关注儒教是因为儒教有助于世界，即教育顺应体制的人类类型并尽可能减少社会的紧张关系。但为了儒教的全球化，应从孔子身上挖掘出新的合理性和紧张关系来。拍摄电影《孔子》的胡玫导演坦言“每个人对于孔子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把他拍成电影是很难的”。正如她所言的，孔子有多重面貌，因此有很多等待挖掘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发展或近代化都意味着西洋化。韩国一度曾是比中国还信奉儒教的国家。“亚洲的世纪”如果来临，韩国也当然会成为其中一轴。新儒教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的理论基础？应该观察并探究中国的“孔子热潮”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