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整整两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有一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中国籍教授。作为所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权威，他通过研究细胞死亡的过程开启了治疗癌症的全新篇章。普林斯顿大学毫不吝啬地给与其巨大的资助，每年提供的科研预算达到200万美元。另外，霍华德·休斯医疗研究所也授予其2008年度研究基金，奖金达到100万美元。但是，他决定放弃这些奖励而前往中国。在其他人看来，他的选择意味着放弃一切。

以上就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的故事。在结束“漫长的美国留学生活”回到中国之后，他现在正在致力于推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他的“竞争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经历也与之相似。在留学毕业之后在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学科担任教授的饶毅，也放弃了一切回到中国。饶院长甚至放弃了其他人无法得到的美国国籍。是什么将他们召唤回中国的呢？施院长表示这是因为“爱国心”。“我觉得好像亏欠了中国什么似的，我必须做出贡献。”而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金钱”。中国的经济实力对于人才具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连美国都无法与之匹敌。

进入2008年之后，中国从国家层面启动了人才引进战略，因此制订了“千人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在今后的5-10年中引进2000名具备世界级水平的学者。给予每一位人才临时性补助100万元人民币，至于研究经费则“要求多少即给多少”。现在按照这一计划，已经有340多位各个领域的世界级知名学者来到中国的大学和企业的研发中心工作。施一公就是其中之一。中央政府制订了“千人计划”，而地方政府则出台了“百人计划”，这是地方政府招揽海外人才的一项系统工程。中国的企业也已经行动起来。上海证券企业多次前往华尔街招揽金融人才，汽车制造企业来到美国底特律召开招聘说明会。中国可能会向研发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2000年，研发投资占据GDP总额0.9%，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在5年之内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至2.3%，从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没有头脑的世界工厂”、“假货的天堂”……这是以前中国的形象。但是，中国的研究室已经开发出了纳米技术，生命科学技术也正在生根发芽。企业的研发中心正在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及超高速列车。现在中国不仅仅致力于“技术追赶”，而是正在实现“飞跃”。由此，美国佐治亚研究所认为“在10-20年内，中国的将研究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将超过美国”。这些年来，韩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面前保持一定的自尊心是因为具备“技术优势”，这样的自尊心可以保持到什么时候呢？面对着中国研究室里越来越多的“施一公”式的人物，笔者不禁提出如此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