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迎来了韩日强制合并的100周年，同时也是韩国战争的60周年，伟大的市民革命的4·19也在50年前爆发了。从各方面来看，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对韩国社会和文化意味什么，有何意义？有人表示，期望整理20世纪的老框架，并开拓真正的21世纪。踩着最差的不及格分和惊人的高分之间的“100年成绩单”期望着能有一个顺利的明天是我们小小的愿望。

也有人乐观地认为，11月G20峰会、2月温哥华奥运会、6~7月南非世界杯前后“韩国号”在“V字的祝福（迅速的经济复苏）”下将会开拓亚洲时代。谁也不知道。可以明确的是，这样的机会如果没有真诚的省察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协议，是不会自然而然到来的。因此我们需要鸟瞰100年前后的历史。我们近现代史的成就到底是什么？进步的韩国学者布鲁斯·肯明斯在《韩国现代史》中赞叹道：“（韩国）从底层开始了20世纪，在顶点结束了20世纪。”

作为参考，其原著的题目是更加充满希望的《Korea's Place in the Sun（太阳里的韩国）》。可是还应该看看我自己的“2009年最佳书籍”，被选为知识人必读书籍的李三星的《东亚的战争与和平》的视角。在国际政治学者所写的该韩国通史中，引人注目的用于是“失去的70年”。70年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合并的时期。虽然事实上由于鸦片战争中国的社会秩序崩溃，但是我们却过分安逸。这是由于深受中华主义的影响。

在忽视内部改革和没有远见的锁国之后，最终丧失主权。问题是现在。由于耀眼的现代化，虽然治愈了以前的创伤，但是我们完全恢复了吗？在这样的漩涡中，再次确认的是中国的卷土重来。虽然过去100年没有在意中国而生活过来，但是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在失去的70年获得教训的话，就是对于“中华主义上瘾”的真诚省察。

虽然说“何曾中华主义上瘾”，但是中华主义上瘾的痕迹仍然如前。首先，执政者和知识分子集团可能表现出缺乏领导“韩国号”所必需的战略性思想。为了应对中国、美国为中心的G2时代，我们应该反复问立体视角和力量是否充足。支撑这样思想的要因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智慧和协议，应该反复确认这样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否充足。

我们还应该研讨，“我们内部的中华主义”是否化身为留恋过时的理念和名分的钻牛角尖心理和周边心理。这些都是不简单的课题。笔者刚好想起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亡》中所说的话，“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不是由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和财富决定的，而是邻国拥有多多少而决定的”。虽然在过去100年我们强大了，但是邻国变得更强了。因此今后的100年不能轻易乐观玫瑰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