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举办了一场名为“朴正熙及其遗产：30年之后的再讨论”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场会议是由延世大学东西问题研究院东亚协力中心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13名学者齐聚一堂，就朴正熙时代的领导力、政治和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等3个领域发表了9篇论文展开讨论。
◇梦想着没有朴正熙的其他世界？
你能想象没有朴正熙的其他世界吗？如果没有他，韩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或者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达到高成长水平、进行了更多分配的先进化西欧型福利国家呢？或者没有朴正熙的韩国本身就是“噩梦”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保罗·诃契克罗夫特（Paul Hutchcroft）进行了有趣的假设，“假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不是由朴正熙而是由菲律宾的独裁者马科斯（执政期间1965~1986年）之类的人物来执政的话，会怎样呢？”菲律宾和韩国不同，没有以能力为主的精英主义和强势的官僚制传统，这些虽然可以说是日本殖民地的遗产，但也是从朝鲜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官僚制”传统。诃契克罗夫特教授说：“可能‘韩国的马科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会利用中央统治的国家机关。”与此相反，在具有依靠强势家门来进行分占权力结构的菲律宾，即使出现像朴正熙一样的人物，我认为也会进行苦战。那么，如果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出现苏哈多（Suharto，执政期间1965~1998年），而是出现了朴正熙的话，据推测，“印度尼西亚的朴正熙”会最大限度地把完备的官僚制度和产油国的祝福活用在国家开发上面。
高丽大学的教授任爀伯主张说：“朴正熙不是为了进行有效的产业化而构建独裁体系，而是为了维持权威主义体系而筹谋产业化。”他认为朴正熙时代的高度成长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才成为可能的，而是尽管进行了独裁，但也变成了可能。当时韩国社会由于战争和土地改革，没有强势的地主阶级能和产业化相抗衡，没有理由非得说是因为权威主义的统治，控制了“产业化抵抗势力”。并且还主张说当时低工资的劳动力非常多，没有理由使用强力的劳动控制战略。任教授说，即使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独裁，也可能会完成产业化，前后还举了芬兰、奥地利、日本的事例。
◇历史的对手……朴正熙和金日成
朴正熙和金日成指挥着60~70年代的韩朝体制竞争，形成了韩国史上罕见的“对手”关系。他们的历史对决以金日成的惨败而告终。朴正熙掌权的1961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82美元，与朝鲜的195美元相比还不到一半。但是1979年朴正熙逝世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640美元，远远撇开了人均1114美元的朝鲜。
延世大学的教授朴明林（音）解释说：“韩国保留下来了最小限度的民主主义要素，与此相反，朝鲜是不容纳任何内部挑战的社会。朴正熙把韩国内部的民主主义挑战接手为经济成果，这样，韩国内部的竞争最终超越了停战线，甚至压倒了朝鲜。”韩国就经济成果展开了“实用主义竞争”，但是朝鲜以抗日斗争或民族主体性的名分，埋没在“道德主义竞争”中，所以才失败了。
◇也应重视朴正熙时代的“精神遗产”
也有人主张说不仅要重视朴正熙时代的物质遗产，还要重视精神遗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金炯亚（音）指出了朴正熙时代“我能行（Can Do）”运动的重要性。经历了殖民地时代，深化的失败主义把依存主义和宿命论看作是韩国国民的“民族性”，特别是4.19革命之后，对张勉政权的失望中更加突出出来。对于这样自我贬低的“民族性”的感叹，对咸锡宪、张俊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同样的现象。
金教授指出：“朴正熙从战略方面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动员为军事政变合理化。”实际上“只要做就行，我能行”的精神是朴正熙主要的政治反对者咸锡宪一直强调的，朴正熙把这种精神活用在“祖国近代化”工程上，大大改观了韩国国民的失败主义心理。金教授主张说：“60~70年代坚定了‘我能行’信念的‘能行主义者们（Can Doers）’的出现，超越了产业化，可以看作是韩国社会民主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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