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周有光老师在自己的书房中给金明镐（音）教授看最近写的文章。

笔者和周有光老师的话题转向了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咬牙切齿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虽然周老师没有正面责难毛泽东和红卫兵，但他隐讳地讲了几个带刺的故事。

金明镐：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许多知名人士和您一起被批斗。

周有光：很有意思。历史的变化太快了。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都去美国，有的人就问我“当时为什么回国呢”。但是其中些事实是年轻人们所不知道的。当时从美国回国的人不止我一个，很多人带着“中国也有希望”的想法回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得到了人们的支持的拥护。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为了进行国共谈判曾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面。当时他下飞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在不久之后返回延安，而周恩来则一直逗留重庆。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任政治协商会副主任。我也是搞经济的人，周恩来的秘书也是搞经济的人，我和他一直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认识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周恩来把“虽然我们的名字是共产党，但实际上我们是提倡民主的党”这句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在重庆我和周恩来的看法不谋而合。

金：周老师您在重庆时说丁聪（知名画家·漫画家）有“左倾幼稚病”吗？就是您和黄苗子、吴祖光等一起在二流堂中生活的时候。

周：当时丁聪年轻又可爱，我们夫妻都很喜欢他，我儿子也很崇拜丁聪。我在家里开玩笑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但我儿子把这句话告诉了丁聪。后来我儿子（76岁）在我70岁时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轻”（笑）。因为听说了上海解放的消息之后就回国，这也是左倾幼稚病。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知识向未来、过去双向发展

金：您去过韩国吗？您百岁之后出国旅行过吗？

周：还没有去过。我既要坐着轮椅，还得有保姆跟着，因此出国在很多方面都很不方便。我过了80岁都常出国，但百岁之后就去不了了。听说想出国的话就必须买保险，但超过100岁保险公司就不给投保了。因此外国方面也没有邀请我的想法。

金：周老师您是国宝级的人物，会得到国际认可吗？

周：我不是国宝而是“活宝”。上海人骂人时就管别人叫活宝（指憨气人的俗语）。

金：您也没见过韩国人吧？

周：我在纽约留学时去过韩国女人开的餐馆。85岁隐退之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中也曾接触过韩国人。（周老师从书桌上抽出1997年出版的《世界文字发展史》，指出其中与韩文有关的部分），我以前也学过韩文，但因为总不用全都忘了。过了100岁之后，记忆力严重下降了。

金：请您对韩国的汉字教育提提意见。

周：我在学术会议上遇到的韩国人的汉字水平都非常高，恐怕比中国普通教授的水平更高。今天不能危害过去。人类的知识一边面向未来、另一边面向古代，像这样双向发展。多亏考古学界发掘出过去的汉字，使得现代人比过去的人们了解更多的古代汉字。孔子不也不知道甲骨文吗？这样说来我们比孔子知道得更多（笑）。

中国应学习美国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

金：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周：我并不认为中国强大。虽说是钱变多、生活变好了，但我反而过得不怎么样。虽然中国的整体GDP（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但应该看人均GDP。从人均GDP来看，中国还是贫困国家。最近很多人写文章时爱夸张，这真的很不好。外国记者们也常常说瞎话。我去了美国发现报纸从极左到极右各种各样的都有，人们能从报纸上找到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人民到了那里就只找赞扬我们的文章，却不找骂我们、批评我们的文章。

金：尽管如此，该学的东西还是要学吧。

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好东西都在大城市，尤其是纽约，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小城市都发展起来了。举个例子来说，加利福利亚州有个叫圣巴巴拉的小城市，但前总统和明星演员都常去那儿度周末，晚饭时那里都点蜡烛而不开灯。美国的经济文化就在这些中小城市中，大城市没落了。但我国官僚们去美国都是去大城市转一圈就回来。曾经有个杂志向我约稿，让我用1万字概述整个美国，因此我以“美国的发展背景”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用一篇短文很难美国的特征。（97岁时写的文章）

幸好脱离经济、从事语言领域工作而活了下来

金：如果周老师您重活一次的话，您想从事什么工作？

周：如果重新开始的话……嗯，应该是这样吧。我本来是学经济学在银行工作的人。在美国时在有名的银行中工作，当时的银行并不像现在这么大。那个银行的地址是华尔街1号。我当时处于帝国主义的中心。重新选择工作的话，我想成为华尔街最厉害的银行家。有趣的是，共产党一边骂帝国主义一边指控华尔街为帝国主义的中心，然而却不知道华尔街是什么地方。苏联解体之后，基辛格有句话说对了，他说苏联瓦解是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光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居然有人说这样的话，太有意思了。首先马克思讲错了话，其次使斯大林做错了事，第三是毛泽东跟错了路……（笑）

金：您还记得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吗？

周：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工作，负责汉语拼音领域。自汉语拼音出台已有51年了。在这段期间，汉语拼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用电脑和手机时都使用汉语拼音，4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知道拼音。1955年我脱离经济领域，改行到语言领域，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因此而得以避开了反右派斗争。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学教授中10人有9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一直待在上海，那么将产生很大的变故。我的好朋友们在那个时候都死了。在宁夏时的大部分劳动改造犯也都没有回来。当时1个单位5000人，共有24个单位……我就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幸运地避免了死亡，所以我也常说老天好几次把什么搞错了。

苏联走的路是死胡同

金：周老师您经历过民国时代和新中国时代，还在美国工作过。您觉得体制有什么不同呢？

周：中国人传统上亲美，中国共产党是反美。过去胡适和陈独秀曾展开过争论，陈说帝国主义云云，而胡反问“什么是帝国主义”。当时没有人明确地知道帝国主义是什么。胡适主张本来就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支部。陈独秀主张“民族中不存在阶级性”，而由于苏联说“民族中也存在阶级性”，所以就跟着苏联走了。陈独秀之后张国熹（后来冻死于加拿大）把美国叫做“帝国主义”。我们回头来看，在宣传方面苏联成功而美国失败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走错了路。苏联走的路是死胡同，误解了根本。当时苏联是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解体之后什么也没剩下。吃的东西都取自澳大利亚、美国，衣服和家电取自中国，俄罗斯没有农业。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俄罗斯的农业水平现在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现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