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初期以来知识分子之间踊跃讨论社会主义的英国，有一群被称作“香槟社会主义者（Champagne Socialist）”的人。意指优雅地饮着香槟酒，却讨论社会主义和进步的价值的有闲阶级。如果说英国有“香槟社会主义者”的话，法国则有“吃鱼子酱的左派人士（Gauche caviar）”。意指在高级餐厅里享受着鱼子酱，却热烈主张进步的左派价值的人。虽然他们自封为进步的社会主义者，但却尽情享受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的各种便利和地位。韩国的“江南左派”刚好符合这样的表述。他们享受着首尔江南象征的财富和地位，同时却是具有进步和左派倾向的阶层。

“香槟社会主义者”和“吃鱼子酱的左派人士”是当初右派为嘲讽左派的虚伪行为而造的词，揭露了生活与理念或者价值观矛盾的人的可憎面目。可是最近在欧洲，难以找到这样粗野的暗害。无论是散发绅士魅力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还是在巴黎豪宅中享受悠闲生活的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谁都没有加以非难。可是我们的“江南左派”仍然是嘲讽的对象。

万一打破国会大门、展开静坐示威的在野党议员们乘坐高级豪华轿车、周末打高尔夫球的事实曝光的话，究竟会怎样呢？恐怕十有八九会不只是非难其可憎的行动，还会让他们丢脸。实际上，岁末年初去海外高尔夫旅行的部分在野党议员曾一度受到侮辱。

事实上，如果在我们国家担任国会议员，乘坐配备司机的高级轿车，过着有品位的生活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极力否认该真相的原因是没能脱离双重标准。我们的左派自动接受了欧洲右派扣上的成见，对二律背反的结果感到困惑。声称为了平民，去高级餐厅就会感到羞愧；声称为劳动者斗争，去海外旅行就会感到难为情。这样的双重态度和价值观的混乱在上届政权集中起来，突然生活富裕的在野运动圈出身的人士、因政府增加的援助金和赞助金而忽然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文化界人士、呐喊全面教育却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的全国教职员工会教师也与之无异。不想放弃现在拥有的地位和富足的现实欲望和似乎不能这样的负罪感随时在他们心中交织。

这样的双重性体现为更加粗暴的斗争形象和过激性。文雅的国会议员手执锤子和电锯，年薪过亿韩元的人突变为头围红巾的斗士。可是越是如此，意识和现实的差距会越大，与大众的共识和支持也相去甚远，真是尴尬的事情。

卡尔·马克思早就提出“存在决定意识”。韩国的“江南左派”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的该命题，“存在”和“意识”完全分离。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指出了可以明智地解决该背离的途径。出席维民纪念演讲的利昂内尔·若斯潘说过，两种变化开辟了共存的道路，一是选择渐进的改革，而不是革命，二是与苏维埃共产主义诀别。如果接受这样的变化，左派没有理由拒绝资本主义的果实。如果将其引入韩国的情况中，就是清楚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坚定地与从北主义诀别。然后左派无需坚守穷困的生活，也没有残暴“斗争”的事情。这是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承认是“江南左派”，又可以同时享受物质的丰饶和进步的价值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