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清醒的时候自己做决定。”
全罗南道宝城郡全新星(音，34岁)的母亲申某(临终时54岁)2020年9月在和顺全南大学医院撰写了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在回家路上这样说道。申某与肺癌(第4期)斗争了6年，她对表情冰冷的女儿接着说道，“希望你今天不要对这个决定感到太难过，妈妈在你身上得到了各种照顾，就像我变成了女儿一样。在我的身体变得更脆弱之前，我想在女儿面前展现出不是请求而是选择的样子”。
申某戴着家用呼吸辅助器在家和家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三个月后因呼吸困难，疼痛加剧，被送往医院，申某按照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没有接受心肺复苏术等，两天后闭上了眼睛。全某表示，“如果妈妈接受了延长生命的医疗行为，也许能活得更久一些，但妈妈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了。在悲伤的情况下，奇怪的是，这一事实让我感到安慰”。
“粉红色的裙子随春风飘扬~”
2019年12月29日上午6时，京畿道某大学医院的单人间响起了歌曲《春天走了》，紧接着是《故乡的春天》，在歌声中金某(62岁，京畿道安山市)的母亲(当时89岁)闭上了眼睛。金某四姐妹唱了妈妈喜欢的歌。据说，直到前一天，母亲还亲眼目睹了女儿们的歌声和话语。金某说道，“母亲平时不想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她应该是听着我们的歌声安详入睡的”。
16.5%的死亡者临终前拒绝接受延命医疗行为
在生命最后时刻拒绝接受延命医疗行为而死亡的人超过26万人，这些人选择了所谓的“尊严死”。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是指对临终患者停止或不开始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机、血液透析等7种行为。据韩国国立延命医疗管理机构透露，2018年2月实施《延命医疗决定法》后，截至去年年底，已有25.6377万人因拒绝(保留)接受延长生命的医疗行为而死亡，占同一时期总死亡人数的16.5%。国立延命医疗管理机构中心主任赵正淑(音)表示，“在重症监护室戴着各种医疗器械，接受不必要的延长生命医疗行为，在痛苦中死亡的人大幅减少”。
随着对“尊严死”的认识不断扩散，在身体健康时提前承诺希望“尊严死”的人也在增加。以去年年末为准，韩国有157万多人填写并提交了“中断延命医疗行为事前意向书”，这占19岁以上成年人口的3.6%，占65岁以上老年人的13.1%。
撰写延命计划书的66%是在当天履行
但是，在选择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的25.6377万人中，有21.2515万人(约83%)是突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具体来看，在临终情况不紧急的情况下，家属全员协商或推测患者意愿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的有15.7719万人。据调查，使用延命医疗计划书的54796名死亡者(占全体撰写延命计划书人数的66%)在签署该文件(由医生和患者签名)的当天，医生填写了“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等决定履行书”。赵正淑表示，“可以看作是在推迟做出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的决定后，到最后一刻在同一天突然填写两份文件”，“最好是在健康时先写好事前意向书，中断(保留)延长生命医疗行为”。在过去五年，根据事前意向书选择“尊严死”的人占5.9%，仅去年就上升到10.6%。
大肠癌患者A某(61岁)直到去年5月为止一直在首都圈某家大型医院接受抗癌治疗，而后因癌细胞转移到骨头上，便进行了放射治疗。医护人员在10月初预计病情将会恶化后，紧急撰写了延命医疗计划书，并得到了患者的签名，A某于当晚离世。因此没能得到临终关怀服务，也来得及和家人好好告别。
提前写好计划书为自己争取时间才是“体面善终”
进行宣传“尊严死”重要性的社会运动的前议员元惠容(音，体面善终运动本部常任共同代表)表示，“如果在最后关头决定在临终时期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就无法体现保护‘我的最后由我决定’的自我决定权宗旨。只能认为“尊严死”制度在5年里只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元惠容还表示，“只有提前写好事前意向书或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接受缓解疼痛的临终关怀治疗，选择死亡地点，向所爱的人告别，才能算作是‘体面善终’(well dying)”。
首尔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许大锡表示，“只有在临终两三个月前制定延长生命医疗行为计划书，才能制定事前照顾计划，这样才能增加临终关怀服务的使用，减少临终时期的痛苦，舒适地迎接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但至今仍有将死亡视为失败、执着于医疗行为的文化”，“未能体现五年前立法的宗旨”。
现场专家解释称，临时决定的原因是“尊严死”的实施条件还不成熟。新村Severance医院缓和医疗中心护士许允贞(音)(延命医疗伦理委员会干事)称，“虽然认识比《延命医疗决定法》实施前有所好转，但目前的医疗环境还不足以支持医护人员提前进行延命医疗行为相关说明。因此可能导致决定时间变晚”。这意味着，虽然韩国社会对“尊严死”的认识有所改善，但这道墙依然很高。
“现场帮助制定计划书，政府要支援人力”
制定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并不容易，医生至少要对患者及家属咨询3次以上。但是目前医生不愿意开口提中断延长生命医疗行为，且会被“3分钟诊疗”追赶。同时，还有很多患者家属反对。许允贞表示，“进入临终时期，在身体艰难的情况下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令人惋惜。政府应该支援增加能够帮助提前做出决定的团队或人力”。
韩国国立癌症中心公共医疗事业组护士崔美英(音)表示，“如果想提前写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就必须向患者或监护人通报处于晚期或临终期的事实，但这对医护人员而言，是有负担。中小医院的医生若提起延长生命医疗，患者就会生气地反问道‘是不打算治疗了吗’”，“一拖再拖的话，患者状态会突然恶化导致接近临终时刻，由此会写延长生命医疗计划书，有时甚至都来不及写”。
元惠荣表示，“近一半的地方自治团体不接受事前意向书提交。政府应该制定‘体面善终支援法’，地方自治团体应该制定相关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