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经济前景暗淡。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初期开始外界担忧的通货膨胀、债务海啸、出口退潮、利率上调等如今都已成现实，世界经济正在为新冠大流行期间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付出沉重代价。

从宏观上来看，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利率上调。目前还没迹象表明旨在将通胀率拉低到2%左右的巨人步伐(加息75个基点)将要结束。在零利率吸引下，投资房地产和加密货币的人一夜之间资产缩水。而美联储(Fed)主席鲍威尔和欧洲央行(ECB)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都明确表示，“不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要付出代价，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只有一刀切，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第二，中国这一变量的不确定性。中国因“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在过去3年被束缚，经济增长率也有所下跌。在中美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中国突然取消“新冠清零”防疫政策，这或将会成为灾难。如果确诊人数暴增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成现实，又或者新冠病毒在向14亿人口急速传播的过程中出现新的变异毒株，那将是灾难性的。

虽然中国较晚才开始对外开放边境，但其他国家正在收紧对华入境限制。

第三，能源价格。受俄乌冲突长期持续的影响，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较高的欧洲经济将被乌云笼罩。不仅是战争扩大或使用核武器等突发情况、能源价格上涨助长通胀的效果也会导致利率上调走向长期化，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若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增长率回升，这将会带动能源需求提升。若要经历寒冷和黑暗时期，就应该尽量减少牺牲，为再次腾飞蓄力，这样才能迎来寒冰融化、春暖花开之际。越是困难的时候，社会成员越要互相帮助，团结一致。

首先，无论是韩国还是美国，都需要解决低增长经济中实际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这一问题。韩国和美国分别将2%左右和3%左右的失业率视为实际充分就业，美国的问题在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离职和人口流入减少，而韩国的症结在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这意味着并非因为经济景气就能增加就业岗位，而是经济活动人口本身减少，导致出现招人难的问题。再加上技术变革，导致就业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正在下降。在工作中找不到意义的年轻一代选择“躺平”(quiet quitting)，而为支撑老年生活而留在劳动市场的高龄劳动力大举出现，如此一来，生活虽变得更加困难，但失业率却降低了。若不创造可以安心生育、工作并退休的社会条件，就无法摆脱为恢复景气而提高失业率的讽刺。

第二，危机或是创新的最佳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报告中强调，应对经济危机的最佳方法是创新投资。该报告中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采取的应对措施选为模范事例。当时作为韩国经济支柱的财阀有一半没落，而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增加了研发(R&D)预算，扶持技术密集型风险企业。结果，在1997年只有100多家的风险企业到2001年底增加到了11000家。此外，1997年仅占整个企业研发12%的中小企业比重到2006年上升到了24%。如今，韩国技术密集型企业挤满德黑兰路和板桥科技谷，这一结果也是在危机中孕育出来的。尹锡悦政府不仅要学习2008年金融危机时李明博政府的应对方式，还要学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金大中政府的应对措施。例如，出租车大乱和货运工会组织“货物连带”罢工事件说明，在劳动改革的同时，应该对移动出行产业进行大规模相生性创新投资。

第三，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根据本国的政治情况，各国的应对政策也会有很大变化。澳大利亚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左翼执政时会扩大福利支出，右翼掌权时则通过缩减福利支出来应对。与之相反，比利时、荷兰等国家无论左翼还时右翼，都是在景气扩大和缩小政策之间自由切换，但后者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要好得多。韩国在执政党和在野党分别掌握行政部和国会的情况下，极端对立的政治对立，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最糟糕的经济危机应对方案。如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可以就毫不动摇的、最小限度的共识达成一致，即使朝野双方产生矛盾，也能得到获得历史性的评价。

第四，有必要通过社会团结来共同克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民众为拯救国家经济而自发捐献黄金一事体现了韩国人克服危机的意志，并且迅速克服了危机。我们面临的年金(养老金)、就业、低生育、老龄化等难题，若不分担痛苦，是无法解决的。韩国解放后，韩国人克服重重逆境，实现了工业化和民主主义。在新的一年里，韩国人克服危机的基因将重新焕发光彩。

译 | 青超 校 | 李佳欣 责任编辑 | 刘尚哲 查看其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