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玩过无数种游戏，童年游戏的种类几乎可以与奥运会相媲美。鱿鱼游戏、捉迷藏、万岁国旗、藏猫猫、一二三木头人、斗鸡、骑马、打嘎、弹珠、掷飞石、跳房子、摔画片、转陀螺、抓石子、翻花绳等等，都是这代人小时候玩过的童年游戏。可是，如此缤纷多彩的童年游戏如今都去了哪里呢？
 
“游戏的人(Homo ludens)”

学者们一直在研究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各种固有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包括“拥有智慧”(Homo sapiens，智慧人)和“会制造工具”(Homo Faber，工匠人)。有趣的是，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则从“游戏”中寻找人类的特征，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是“游戏的人(Homo ludens)”。

赫伊津哈认为，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一场游戏，人类正是在游戏中不断成长。历史上人类的劳动总是伴随着舞蹈和歌曲，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也离不开各种庆典和祭祀活动，就连学问都来源于贤人群体的猜谜游戏，战争也像体育运动一样遵守绅士规则进行。在由检察官和律师进行的审判活动中，至今还存在浓厚的游戏痕迹。

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将过去“游戏的人”变成了“思考的人”。加尔文认为职业是神的旨意，将游戏视为怠慢神的旨意的一种罪恶。这种“职业神赋说”影响到世俗社会，便催生了没有游戏精神、只专心于工作的“公司人”。
 
近代以来，人类对待生活的态度变得认真起来，大人不再置身游戏，游戏成了孩童的专属物。而到了当下社会，连孩子也难以再肆意游戏，家长们从孩子年幼时就要求孩子为成年进入社会作准备，孩子们不再和朋友们一起玩耍，而是和同伴们在考试成绩上展开生存竞争。
 
笔者童年玩儿过一个叫做“跳鱿鱼”的游戏，在画定的游戏空间中，游戏者需要遵从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规则。比如在通过鱿鱼头尾中间的狭窄区段之前，游戏者不能用两只脚走路，只能单脚跳动。这种在游戏中需要遵从与现实世界不同规则的空间被叫做“魔术圈”。
 
原本已经远离成年人的世界、只在儿童的游戏中苟延残喘的“魔术圈”如今正强势复活。数字革命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一场巨大的游戏，在学校使用游戏学习，在企业使用游戏提高经营和生产效率，人类进入了“游戏化”的时代。

一切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与游戏元素结合起来。教育变成“教育娱乐”、政治变成“政治娱乐”、信息工程变成“信息娱乐”，就连新闻行业也失去了以前认真的作风，开始朝着内容产业靠拢，甚至变成某种性质的娱乐产业。因为读者和观众在判断报道的价值时，更多关注“趣味性”，而不是报道的“真实性”。

不久前，韩国国民之力党党首李俊锡曾以“讨论赛”的形式，按照生存游戏的规则选拔发言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韩国二三十岁年轻人特有的“政治游戏化”意识。老一代政治人也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加入这场“游戏化”浪潮，但由于观念跟不上，游戏的方式也显得颇为老套。几天前，前任仁川市长安相洙还曾拿着“雷神之锤”参加总统候选人讨论。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产业资本主义正快速进化为“游戏资本主义(ludo-capitalism)”。卡尔·马克思很早就曾预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变成一种游戏”。他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预言却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现实，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然而，人生的游戏化并不想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充满乌托邦的色彩。网飞(Netflix)原创电视剧《鱿鱼游戏》唤醒了我们对消失已久的各种游戏的记忆，但这些游戏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不仅并不美好，反而近似于噩梦。在游戏资本主义社会，人生可能真的会变成一场游戏，而且这场游戏和真实的人生一样恐怖可怕。
 
那么，为什么只有《鱿鱼游戏》能够在全球空前风靡呢？我想应该是因为在其他影视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元素。《鱿鱼游戏》让人们看到了真实而非虚幻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已经被困在游戏的“魔法圈”中。

马克思憧憬的“劳动游戏化”在我们社会中变成了“反乌托邦”的概念。在这里，人生成为一场游戏，人们赌上生命以求赢得奖励。《鱿鱼游戏》的影响力之所以能够超越韩国，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响，说明类似的情况在全球各地都正上演，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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