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紫竹林公馆

7月17日，笔者来到天津市中心街区坐落在解放北路和海河之间的紫竹林教堂，在入口处扫描二维码后，手机上立刻显示出紫竹林地名的由来，并提示附近曾是寺庙旧址。

这个寺庙旧址就是韩国近代第一座驻外公馆——天津公馆的所在地(《跟随使臣到清朝》)。这座公馆根据1882年壬午兵变后朝鲜王朝和清朝在天津签订不平等通商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设立，清朝也派遣商务委员陈树堂到首尔，在如今的明洞地区花费2000两银钱购买了6500坪土地，即现在的中国大使馆所在地。
 
朝鲜公馆则设在天津而不是北京，由当时以使臣身份派往清朝的金允植负责筹建。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提议朝鲜将公馆建在紫竹林旧址，于是朝鲜从国库中支出4000两银钱购置土地并进行房屋修缮，买下了这座由22个房间和4个走廊构成的砖瓦建筑。1884年4月，南廷哲赴任驻津督理时，他的月薪只有50两银钱。

天津公馆设立的时间早于1891年朝鲜在华盛顿购买使馆的时间。因此，奎章阁外交文件《驻津督理公署章程底稿，1883年》的序文中明确表示，这是朝鲜的第一座驻外公馆，上书“本公馆是本国(在国外)常驻外交使节的开端”，并写道“名义虽然不同，但规格相同”，意味着这座公馆与当时列强在天津设立的领事馆具备同等规格。紫竹林公馆一共使用了11年。

回到7月17日，笔者走进了紫竹林教堂街区拐角处一座文艺复兴样式、在日本殖民时期曾是朝鲜银行旧址的建筑。根据这里的保安说，这里“现在是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办公室”，“已经没有朝鲜银行的痕迹”。鲜文大学教授孙成旭(音)表示，“关于天津公馆的位置并无确切记录，现在无法确定遗址的具体位置”。

#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

第二天，笔者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胡同——东交民巷。这条胡同东西贯通，曾是清末列强外交公馆聚集地。笔者仔细观察了北京警察博物馆(36号)旁边的北京公安局附属建筑(34号)，这是法国印度支那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大楼，是1917年按照折衷主义样式建造的三层红砖墙楼房，但无法进入其中。
 
虽然有些遗憾，但笔者还是参观了旁边的美国花旗银行遗址和现在的警察博物馆。这两座建筑在清末时与南部城墙相连，曾是美国大使馆所在地。34号则是在中国和韩半岛的朝贡、册封关系结束后，大韩帝国第一次在帝都北京设立的公使馆遗址。

清朝在1894年爆发于韩半岛土地上的清日战争中失败，因此结束了与朝鲜的“事大关系”。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并在1899年与清政府签订《韩清通商条约》。这是一份对等的外交条约，条约第二款明确规定双方互派外交官员。然而，1899年，清朝爆发反对外来势力的义和团运动，令北京地区陷入混乱，第二年八国联军(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匈帝国、俄罗斯)进京，大韩帝国推迟派遣驻清公使的时间。直到1901年，高宗才购买了美国驻清公使的三层建筑作为大韩帝国公馆。
 
驻清公使朴齐纯1903年4月入住公馆，使用高宗拨付的15万内务金(皇帝的统治资金)维持公馆运转。朴公使曾任天津驻津督理。在清朝的朝贡国中，大韩帝国是唯一在北京设立公使馆的国家。
 
从奎章阁中可以找到当时公馆的地图(照片3)，地图中共有四座建筑，1号“公寓/酒店后方小型旅店”建筑就是曾经的北京公馆。

北京公馆和天津公馆也有关联。孙成旭教授说，“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日本宪兵队闯入天津公馆，破坏了公馆建筑”，“朴齐纯在1903年以驻清公使身份赴任后，曾接受日本的赔偿，用于补贴北京公馆的运营资金”。之所以能够得到赔偿，就是因为天津公馆的所有权在朝鲜手中。

不同于首尔明洞，北京东交民巷大韩帝国公使馆的命运非常坎坷。1905年11月，大韩帝国与日本签订“乙巳条约”(又称“乙巳勒约”)，外交权被剥夺，公馆失去存在的依托，高宗以北京公馆为担保与当时的法国公司签订金钱关系，此后公馆经日本政府之手被出售给法国印度支那银行。

现在的东交民巷没有丝毫大韩帝国公使馆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只能看到院墙上的“东交民巷34号”号码牌。1992年韩中进行建交谈判时也未曾谈到北京和天津公馆。当时参与谈判的第四任驻韩大使权丙铉说，“我在后来才知道，我们在东交民巷的公馆曾历经周折，被历史遗忘”。

这两个公馆拥有巨大的历史价值，是历史上韩中两国平等的外交关系的象征。孙成旭教授说，“大韩帝国成立北京公馆，在空间意义上确认了两国是对等的主权国家关系”，“是一座在过去的上国首都设立的代表平等外交关系的建筑”。

现在已经有人在行动，希望铭记这段历史。今年为纪念3·1节102周年而在北京举行的独立运动照片展上就出现了类似动向。“在中华北抗日历史纪念事业会”的洪成林(音)理事表示，“我们应借着明年两国建交30周年的机会，在北京和天津公馆遗址挂上相关标识牌”，“当局需为此作出努力，铭记大韩帝国末期不卑不亢与中国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遗址”。

译 | 宋无忧 校 | 李霖 责编 | 刘尚哲 查看其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