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建议今年第一季度应编制追加预算案以向国民发放补贴，韩国围绕发放第四次紧急救灾补贴的讨论也在快速提上日程。
1月29日，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就第四次救灾补贴表示，“我们将以‘迅速、灵活’为原则与政府进行协商”，将重点放在了“迅速”上。李洛渊代表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宣布将在今年四月补缺选举之前完成第四次救灾补贴的发放。
随着损失补偿制度的追溯适用及4月补缺选举前支付补偿金的计划告吹，执政党开始把目光转向发放第四次救灾补贴。韩执政党内部正在讨论“普惠性+重点针对性”相结合的补贴方案，即一方面向全体国民提供救灾补贴的同时，对受冲击程度较大的个体工商户、特殊形态雇佣者和自由职业者支付更多补贴。该方案需要投入20万亿韩元左右，超过给全体国民发放的第一次救灾补规模(14.3万亿韩元)。
虽然政府方面仍然主张要采取有重点针对性的补贴方案，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将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第二次和第三次救灾补贴也曾对个体工商户、特殊形态雇佣者和自由职业者等群体重点发放，其规模分别为7.8万亿韩元、9.3万亿韩元。
韩国目前已没有多余的财政资金。在去年韩政府编制的总预算中，属于紧急资金的预备金只剩下1.3万亿韩元。7万亿韩元中4.8万亿韩元已经被用于发放第三次救灾补贴，9000亿韩元已经用于购买新冠疫苗。
如果要筹集高达20万亿韩元的第四次救灾补贴资金，除了追加预算之外已别无他法。正如李洛渊代表所说，要想“迅速”提供补贴，必须在今年第一季度编制和执行追加预算。这样一来，今年将与去年一样连续两年在第一季度就要编制追加预算。这种情况自1998~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尚属首次。
以总预算为准，有预测认为如果今年再次编制追加预算，那么截至目前达到956万亿韩元的国债将突破1000万亿韩元。
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申世敦批判道，“政府和执政党在去年12月确定总预算时不可能没有预测到支付情况，这段时间内新冠疫情的扩散也没有变得更加严重”，“(第一季度编制追加预算)100%是因为面临4月份补缺选举的情况出于政治目的才做出的举措”。
同时申教授还表示担忧称，“因为明年3月将举行总统选举，执政党将在补缺选举之后断断续续地公布新冠疫情对策，继续实施有利于执政党的战略”，“由于政府出台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整合性，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对策，所以尽管财政支出空前增大，但其效果却非常低”。
虽然无法追溯适用，但对个体工商户的损失补偿制度这一构想依然有效。今后用于支撑损失补偿制度和利益共享制度的共生合作联盟基金的轮廓也日益清晰。根据相关构想，该基金是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情况下，政府向遭受损失的行业提供租金、生活费等援助时的财政来源。
有建议称，在筹集基金时应首先通过纳税优惠接受民间捐款，然后再用央行法定公积金的一部分、虚拟货币转让所得税的税收来补充。这是共同民主党议员梁敬淑提出的共生合作联盟基金草案的内容。韩执政党争取最早2月内在国会上表决通过共生合作联盟基金制定案。
但是，从相似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的例子可以看出，届时共生合作联盟基金也很可能会“拆东墙补西墙”，最终用国家财政来填补缺口。2015年成立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是由那些因自由贸易协定(FTA)而获得利益的大企业出资对农渔村提供补贴的制度。可惜，当时尽管有扣除法人税10%的税务优惠，但民间大企业的参与度仍然很低。截至去年年底，1243亿韩元的筹集额中，民间企业出资为365亿韩元，仅占29.3%，大部分款项来自国有企业(70.5%)。
因此，执政党部分议员还提出建议，通过上调增值税来获得损失补偿制度的财政来源。上月28日，民主党议员李元旭曾发言称，“应该通过加征1%至2%的增值税形成基金后再支付补偿金”。但是，增税问题背后存在触发舆论批评的可能，因此执政党在现阶段推进增税方案的可能性很小。
汉城大学经济系教授金相峰(音)指出，”要发放损失补偿金和第四次救灾补贴，最终还是应该由政府财政作为主要财源，那就更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合理地将纳税人的钱分给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分”，“目前，第一到三次救灾补贴已经发放完毕，而且部分商家也开始重启营业。然而，执政党在没有得到国民同意的情况下草率发起补贴和补偿计划，这是迎合民粹主义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