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一种近乎魔幻的方式实现了统一。东德(DDR)并不是完全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西德)吸收，而是东德地区的部分新联邦州个别选择加入联邦。勃兰登堡、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等5个州在东德时期消失了近40年后重新诞生。东柏林与西柏林合并成为现在的柏林。

正因有西德基本法特别规定，新联邦州才能够顺利加入德国联邦。而制定这些特别规定的原因则是因为西德的小联邦州萨尔州。与法国接壤的萨尔州在二战结束后因法国的强烈要求而没有被划入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而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独立地区。正因有了西德基本法中的这些特殊规定，才能让德国统一时能够在没有进行选举或改宪的情况下就让东德地区新成立的联邦州能够顺利加入联邦。
 
赫尔穆特·科尔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上任联邦总理至1998年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当年关于东德加入联邦的讨论和协商持续长达数月的话，那么势必引发人们对于位于欧洲中心的西德发生政治动荡情况的担忧。但正是因为人们有着对基于《基本法》的西德宪法的坚定信念，所以这些决策才能够迅速得到完成。德国统一后的第二天即1990年10月4日，统一德国联邦议会召开了首届会议，西德联邦议会议员519人与东德人民会议议员144人同时参加会议。这些都是《德国统一条约》中达成共识的内容。
 
当时来自东德的议员中也包括社会主义政党议员24人。该党就是继承东德共产主义政派“统一社会党(SED)”的政党。1990年12月2日举行了统一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当然，当时的选举与两德统一密不可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所属的赫尔穆特·科尔作为“统一总理”带动选情，借助这一优势参加了竞选，最终获得胜利。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曾任萨尔兰州总理的社民党奥斯卡·拉方丹。科尔总理获胜后，1982年执政以来组建了第4届内阁。
 
在选举过程中争议最大的议题是德国统一所需的成本。柏林墙倒塌时短暂的兴奋过后，东德几近破产的经济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随后，东德在进行民营化和货币统一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失业潮，不得不面对艰难的现实。

但科尔总理始终坚信，在东德地区的新联邦州迟早会“开花结果”。纵观一个时代，科尔总理的话的确没有错，但从短期来看，他的信念与承诺并未能给当下失去工作的数百万人带来安慰。
 
德国社民党的奥斯卡·拉方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统一，一直强调为统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警告人们统一必将伴随着税金的上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因为德国要分摊维和经费，所以德国政府以“团结税”的名义暂时上调了所得税。
 
但最终德国选民并没有支持社民党的逻辑。虽然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下一届选举中得票数小幅减少，但社民党却失去了更多票数。结果，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联盟)、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能够继续维持从1982年开始的联合执政。除了继承共产主义政派的民社党进入议会以外，选举后的整体情况应该说相当稳定。

民社党之所以能够成功进入联邦议会，是因为选举中区分了东西德选区、也得益于所谓的“5%下限”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只要在东西德选区中任何一个选区的得票率高于5%，就可以进入联邦议会。民社党在统一后的第一个议会选举中，在西德地区只获得了0.3%的票数，但在东德地区却获得了11%以上的选票。因此，19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首次进入了德国联邦议会。
 
当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势力能够对德国的政治格局起到影响。但从那时起，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一直在德国展开活动。在新联邦州，他们的势力日益扩大，从几年前开始，部分州甚至推举出总理候选人。社民党内的左派成员和左派工会成员加入到民社党的行列，其势力得到加强，甚至在西德地区也获得了一定选民的支持。但是其主要党员大多来自东德时期的统一社会党，而且由于这些党员的年纪都是高龄，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成员数量也逐渐减少。
 
统一后欧洲的政治环境的确变得错综复杂。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与德国截然不同。在那些国家，继承共产党的一些政党在新的在野党内成为主力，甚至成为执政党。当初很多预测认为，统一之后，东德地区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西德地区的变化不会很大。但结果却远远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德国联邦议会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截至1999年将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从位于莱茵河畔的前西德首都波恩迁移到充满活力的柏林。可见，在决定迁都的问题上，德国从表面上考虑到了东德地区的意见。 

随后，德国的政治风貌也发生了变化。迁都柏林以后，德国政界尽管依然保持开放，但也同时开始暴露出其粗犷、丑陋的一面。德国首都在波恩的时期，媒体暴露政界人士的隐私被视为禁忌。但迁都柏林后，政界人士的隐私突然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成为新联邦州的前东德地区因价值真空带来的政治变化更是成为热点问题。在东德时期，数百万东德青少年作为“恩斯特·台尔曼先锋组织”(前东德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和“自由德国青年团(FDJ)”(前东德的共青团组织)的一员，一直以来都接受的是基于社会主义精神的思想教育。但随着德国实现统一，他们所学的思想理念一夜之间变成了“无用之物”。
 
当时德国并没有为代替这些价值观以思想上的空白准备任何相应的宗教课程或其他价值观教育。部分东德青少年被极右化而成为光头党的事件偶尔登上媒体头条。虽然这样的事例是极少部分，但却给东德地区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后来，很多人对过去社会主义东德的表现感到失望而给极右政党投票。与此相反，有些人开始向极左主义一边倒。到目前为止，柏林和莱比锡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极左主义者的大本营。极右主义者和极左主义者相互敌视，德国警察为了让这两大阵营分开而费尽心思。
    
若韩朝统一，朝鲜有多少政治遗产会被保留下来？
 
纵观历史，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年)曾因极端政党而经历了诸多问题。1933年以前，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相互敌视、针锋相对。但这两个党派有着共同点，一是拒绝民主，二是暴力斗争。
 
目前，德国有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州立政治教育中心或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等多个政治机构以青少年或成人为对象进行民主价值观的教育。我们不能简单把民粹主义抬头和“德国选择党(AfD)”等极右主义政党进入政界等现象的原因都归于“德国的统一”。但这种现象确实比西德时期更容易发生在迁都柏林后民粹主义蔓延的政治环境中。
 
统一后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前东德地区、同时也发生在前西德地区的这个事实在前西德人的眼里要接受起来并非易事。如果韩国统一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号，“韩朝统一以后，我们能接受多少朝鲜留下的政治遗产？” 

※德翻韩翻译: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 Seidel Stiftung)驻韩国办事处主任金永洙(音)

德国基尔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硕士；1998~2002年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域学研究生院专职讲师；2004~2006年首尔大学行政研究生院兼职教授；2007年开始担任德国维滕/海德克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开始担任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驻韩国办事处代表。

译 | 司空宽淑 校 | 李霖 责编 | 芮荣俊 查看其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