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务总理丁世钧在1月21日召开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因为企划财政部第一副部长金容范前一天针对“对个体商户进行损失赔偿”表示“几乎没有国家对此进行立法”的回应表示大怒，质问“国家难道是企划财政部的吗？” 而1月23日，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也跟着将矛头对准企划财政部，表示“保持国家财政健全性并不是说要一味节省开支”。最终，“补偿个体商户损失制度”的立法工作按照执政党的意思开始推进。
有人指出，青瓦台和执政党动辄指责企划财政部，导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带来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韩国负责经济工作的部门无法切实行使经济指挥权。韩国《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的企划财政部的职责明确包含“为国家生计考虑”。为履行好职责，企划财政部必须考虑国外的情况和韩国的财政状况后慎重作出决定。然而，执政党却将这种慎重姿态斥责为“改革的反动势力”(丁总理)，漠视专家们的经验和态度，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更是将这一举动叱为“霸凌”。
在文在寅政府推动发放紧急救灾补贴和制定补充预算等过程中，这种现象曾反复出现：青瓦台和执政党提出政策想法→企划财政部反对(或消极筹备)→青瓦台和执政党批判企划财政部→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去年的国会选举过后，国会诞生出拥有180个席位的“大执政党”，导致所谓“倾斜的运动场”变得更加倾斜。人们担心用纳税人的钱编制的政府预算没有被用来为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做打算，而是被用作执政党争夺选票的工具，成了为执政党的选举战略服务的手段。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成泰允表示，“即便是由政治圈主导推动行政工作，经济官员作为相关领域专家，也应该合理提出问题并完善政策，实现互补。但在目前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完全看不到这种配合”，“面对4月份的补缺选举和明年大选，政府经济部门完全被大执政党的民粹政策裹挟，很容易导致韩国再度出现经济危机”。
经济部门“信仰缺失”
面对政府的“非此即彼”的房产政策和动不动就“撒钱”的民粹福利，没有官员敢站出来提出质疑，政府经济部门的存在感逐渐消失。不愿公开姓名的一位前经济副总理表示，“现任政府对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官员非常苛刻”，“这种寒蝉效应使得经济部门不敢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异议”。
导致目前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部门的官员不再坚持信念。去年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洪楠基曾对发放救灾补贴和补充预算等问题提出反对，但最终都只能举起白旗收回自己的意见，甚至因此被戏称为“洪白旗”、“洪头蛇尾”。最近围绕3月份重新启动的“卖空”问题，金融委员长殷成洙因为执政党的反对改变了个人立场；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公务员面对政府的去核电政策不仅没有发出一言反对，还因为涉嫌故意删除数据规避监察院的监察而被起诉至法庭。
执政党一家独大也是一大原因。企划财政部的一名干部表示，“国会为出台迎合舆论的政策，动辄把我们叫过去”，“好的政策都是党的功劳，受到批判的政策则全部由行政部门背锅，让人提不起劲来”。产业通商资源部某局长级干部也透露称，“高强度的工作我们可以承受，但青瓦台和政治圈的压力会让人经常产生自责感”，“大家甚至觉得还不如由出身政治界的人物担任部长而不是职业行政官员，起码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韩国社会科学协议会最近受监察研究院委托提交的《积极行政的法律体系与监察院的作用》研究报告中写道，“在政治主导(行政工作)的情况下，行政人员因为担心‘下任政府随时可以改变政策’，很难积极开展行政工作”，“行政人员一方面要在比以往更加严格的法治主义原则下进行行政，一方面又要迎合政治上司的期待，处于互相矛盾的工作环境之中”。
韩国前副总理：需说服所有政策参与者
前高层经济官员一致认为，目前需要正视现实的变化。前经济副总理柳一镐表示，“虽然现在比以前难做很多，但政府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强调“在推行政策时，不仅要说服青瓦台和国会，还要说服国民等所有政策参与者”。
曾在企划财政部任职并担任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官的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长玄定泽表示，“如同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为坚持信念而对抗特朗普前总统一样，经济方面也需要专家的经验”，“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如果不能贯彻信念，还不如脱下官袍”。
不愿公开姓名的一位前产业部长表示，“历史上受后人尊敬的经济官员都是敢于谏言的同时能够提出未来发展道路并且可以与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人物”。而在韩国历任所谓“名相”的经济副总理背后，都有着一位“伯乐”总统。
金融危机时担任韩国首任金融监督委员长的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在拿出“商业银行生死簿”之后，金大中前总统对其表示“只要能够保证公平，就可以按照原则办事”，予以支持；前企划财政部部长尹增铉当面对总统说“总统也不是什么都懂”，并受到了李明博总统的赏识；前经济副总理洪在馨也曾说“总统只负责最终角色，经济问题还是应该交由专家解决”，“总统不应只是把经济副总理视为诸多部长中的一员，而应该经常与之进行单独对话，帮助其解决问题，释放出信任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