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韩国爆出一起虐待领养儿童导致孩子死亡的事件。看到这则新闻后，我想该来的还是来了。在这起事件中，虐待儿童的母亲公开的领养目的是“为了让自家女儿有个妹妹”。不过，这个母亲在领养孩子时，应该还领取过政府提供的“领养儿童抚养津贴”。
多年前在我担任政府工作评估委员时就曾指出多条不合理的政策，而“领养儿童津贴”就在其列。政府各部门每年都会把本部门最拿得出手的“典范”政策提交给评估委员会审评，当时卫生福祉部提交的便是这条“支持领养家长的津贴制度”，认为政府通过这一制度每月向领养儿童的家长支付津贴有助于鼓励国内领养，使单身妈妈可以放心地生育孩子。在此之前，领养儿童的家长反而需要向政府支付数百万韩元的手续费，而在这一制度实施后，政府不仅为领养家庭提供手续费补贴，还会每月向其发放一笔抚养津贴。这样一来，“领养孩子”就从原本只有甘愿承担精神和物质压力来好好养育孩子的家庭才会选择的“贵族责任(Noblesse Oblige)”变成了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福利政策”。没错，这一政策的出发点确实旨在扩大社会福利，是出于“好心”，但却很容易酿成人为骗取抚养津贴的恶果。此外，以往没有进行过出生登记的儿童也可以获得领养，但后来政府以保护儿童为由，于2012年制定《领养特别法》，规定未婚妈妈只有在进行出生登记后孩子才能被领养。这一规定导致越来越多的未婚妈妈放弃等待领养这条路，而是将孩子放在婴儿篮中丢弃。
政府还曾向低收入的老人和吃不饱饭的青少年提供可以在餐饮店或便利店消费的代金券。这也是“好心办坏事”的政策典型。情况困难的青少年不好意思拿代金券去餐厅吃饭，老人们也因为活动不方便而无法切实使用代金券。最后，这些代金券要么被打折出售，要么被用来在便利店购买烟酒，都没有得到妥善使用。这个问题最终被“幸福分享基金会”这个民间组织完美解决。该组织没有向困难青少年和活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代金券，而是直接给他们提供“幸福便当”，并得到便当企业的鼎力支持。现在，幸福分享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出近400万份幸福便当盒。
政策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固然重要，但其政策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值得重视。外交政策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在今春出版了一部探讨道德在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作用的著作《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他认为，虽然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但道德也非常重要。而且他通过多元分析提出，外交政策的道德不只包括政策出发点的道德性，还包括政策手段和政策结果的道德性，只有政策的出发点、手段、结果都符合道德要求，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政策。
1996年韩国政府颁布的大学兴办准则制度旨在拓宽人们读大学的渠道，培育地方大学，这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当年恰逢韩国新生儿数量从上百万减少到60万的年份，从此开启低生育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力推动大学兴办准则制度呢？然而，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国会议员纷纷出面拉拢资源为自己所在选区兴办学校，教育部高级官员也纷纷空降新办的大学担任校长，结果8所地方大学的校长全部由教育部前高官担任。而现在有预测显示，2024年大学入学人数将从2019年的53万人减少到37万人，很多大学都将面临倒闭危机。20年前大力推动大学兴办准则制度、争先兴办大学的政客和官员必须为政策手段和结果的失败负起道德责任。
善意的政策意图并不能成为从失败的政策结果中免责的借口。如果政策以失败告终，无论当初制定政策时的出发点多么高尚，都免不了没有预见性和无能的谴责。因此，政府在使用滚雪球般增大的福利预算来制定“好心”的政策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低效问题和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
韩国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政策已经笔笔皆是——旨在保护非正式工的政策引起了仁川国际机场公司的雇佣风波，旨在保护大学讲师的政策最终却导致时薪制讲师被逐出学校……文在寅政府的房产政策可能也是出于“好心”，最终却因为政策手段失当导致市场平衡被人为破坏。政府宣称要为人们打造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国家”，傲慢地颁布各种政策，最终却导致房产价格暴涨、全租房源短缺、无数国民面临惩罚性征税的恶果。本届政府曾强烈批判李明博政府人为给河水的自然流向设置障碍、破坏环境的四大江工程，现在政府颁布的房产政策却同样人为地阻碍房产市场资金流向，简直就是“房产界的四大江工程”。
制定政策时必须立足现实，经过缜密的策划和对结果的细致推演。因此，政府必须任命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政策专家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官僚来负责政策的制定。徒有善意的草率政策只会暴露政府的无能，不如干脆没有。希望本届政府能够认识到，政策改革的难度远大于政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