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毫不例外。9·11恐怖事件(2001年)后,数千名美国人决定不再乘坐飞机改乘汽车。因为这些人觉得亲自驾驶更加安全,搭乘飞机的手续变得更加麻烦和不便。9·11以后,搭乘飞机的乘客数量比以前下降了17%,汽车行驶距离则增加了5%。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根据康奈尔大学的3名教授在2006年发布的研究结果,因为不乘坐飞机而改乘汽车,在9·11以后的2年里,2302人间接因此丧生。在统计了9·11前后的交通事故丧生人数后,即使加上恶劣天气等其它事故增加原因,2302人仍然比“正常的”丧生人数要多。这些人可说是9·11恐怖事件的间接牺牲者。他们忽略了驾驶比乘坐飞机更加危险的事实。从1992年到2001年,搭乘美国国内商务航线飞机的死亡率只有亿分之八,而驾驶汽车行驶相同距离而丧生的可能性高达这一数字的65倍。(阿曼达·雷普利《不可思议》)
关注最近成为大问题的“担心石棉污染的医药品”风波,笔者无法摆脱犯下大错的想法。除了没有从政治上恶意利用事件外,此次风波和去年席卷整个社会的“疯牛病牛肉”风波有许多相似之处。大众不是从科学而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认识情况,加上被称为“专家”的人也无可奈何,身不由己。根据昨天本报(第35版)报道,在决定回收和禁售医药品的中央药师审议委员会11名专家中,只有1人认为“担心石棉污染的医药品有害人体”。可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中央药师审议委员会以6票对5票作出了回收决定。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多数委员认为“没有危险”,却认为“考虑到国民情绪,应该回收”。他们真的是专家吗?中央药师审议委员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挂“国民情绪考虑委员会”的招牌了?
笔者认为,去年烛光示威表现出了示威文化方面几项有意义的情况,可是缺乏“真实”的示威具有致命的弱点。最近出版的烛光示威追踪报告《虚伪与疯狂的100天》冷静地分析了事态。例如针对金洪信(音)作家当时“虽然因感染疯牛病而死的人只有4500万分之1,几率非常小,但是对于死去的当事者来说,死亡几率就是100%”的发言,报告反驳称,如果按照“发生可能性不是0%的话就危险”的观点,恐怕“从冷水到任何食品和药品,没有一种是安全的”。
世上不只存在“危险”和“安全”两个极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无数的范围中实现的,问题只是达到了哪种程度。可是我们应该要想到垃圾车后面驶来的“粪车”。以专家自居的人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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