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民主政治陷入一个怪圈——包括总统在内的曾为韩国民主化运动献出青春的“民主党”在上台执政后，韩国的民主反而出现了倒退。民主，源自对他人理念的尊重，如果对“不同理念”抱有敌意，建立在多元前提下的民主就会凋敝。
执政党未经与其他政党讨论便靠国会席位优势通过的《5·18歪曲历史处罚特别法》就是一部站在道德至高点的充满垄断意味的法律。该法律根据执政党的理念判断真假对错，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样的法律毫无疑问有违宪之嫌。且在现行《刑法》已就诋毁名誉罪和侮辱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一法律的出台明显属于“立法过度”。根据该法的规定，违反“民运”光环的神圣法律做出的历史解读最高将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这是典型属于“多数席位的傲慢”。韩国的民主党靠民运上台，打着民运的招牌，做的却是反民主的事。
5·18民主运动是韩国现代史的分水岭，值得人们全方位的关注与纪念。金泳三总统曾打算“把惩罚全斗焕和卢泰愚前总统的问题交给历史处理”，但由于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最后决定将两人交给司法处理。同样，文在寅政府意图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最终也必将以失败告终。封锁“异见”的做法只有在神权政治国家才能实现。建立在集体理性之上的民主公共舆论对于类似“朝军曾介入运动”等虚假消息完全能够理智辨别，根本无需司法介入。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频繁出现扭曲统计数据的争议也实属罕见。政府大力推动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政策，结果却在收入分配指标出现恶化后，通过撤换统计厅长、改变经济数据统计方式解决问题。人们相信，KB房产一度停止发布“每周二手房交易与全租指数”，也是因为相关数据对政府不利。此外，政府针对媒体采取惩罚式索赔制度也引发不少问题。民主需要通过媒体对政府政策进行自由批判来实现创造性进化发展。没有民主，韩国就不可能创造出三星电子或现代汽车的神话。取消媒体对政府进行批判的依据，实际上与扼杀民主无异。
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僵化还会引发对外政策的问题。国民的主权意识和情绪建立在时刻秉持开放态度的民主之上。当政府对真相和批判进行控制，把公众置于假象中，民主的一切优势将不复存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参与韩国战争是“抵抗美国侵略的正义之举”，这是严重的歪曲事实。真相是，朝鲜金日成政权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默许下于1950年向韩国发起侵犯。而中国曾在1949年将包括2个朝鲜族师团在内的4万兵力派往朝鲜，在朝鲜的南侵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却把美国叫做侵略者，把韩国视为侵略军的共犯，这不是贼喊捉贼？
作为共享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价值的“韩美日民主同盟”，韩国在中国眼中无疑已是这一同盟中的薄弱环节，也因此不断受到中国的敲打。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在被问到“习主席的言论是否扭曲了历史”时回答说“站在我们的观点来看确实如此”。这话是想说站在习主席的立场上韩国战争确实是美国发起的侵略战争？就连执政党的国会外交统一委员长宋永吉都对此感到不妥，表示“韩国被当成了空气，必须给出明确解释”。
中国的理直气壮背后是因为韩国自己暴露出了诸多弱点。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最近说，“如果不是出于真爱却继续选择韩美同盟，对美国来说也将是一种侮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副部长南官杓(现任韩国驻日大使)在2017年向中国做出“三不”承诺，文总统也在当年表示，“中国是座大山，而韩国只是个小国”。正是因为如此，朝鲜媒体才敢和中国一唱一和，宣扬韩国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发起的侵略战争”。
金日成1975年4月在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曾说，“我们将得到统一，失去的只有军事分界线”，希望中国支持朝鲜进行武力统一。由于当时毛泽东年事已高，周恩来也长期卧病，这件事的决定权被交给邓小平。当时邓小平表示，“中国已经放下革命的大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拒绝了朝鲜的要求(郑钟旭《周恩来评传》，民音社出版)。文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存路线虽好，但绝不能被朝鲜的欺瞒战术所蒙蔽。
第一代驻美全权公使朴定阳不顾清朝袁世凯一心把朝鲜变成属国的各种阻挠，于1888年到华盛顿赴任，并在白宫向时任总统克利夫兰行了朝鲜式大礼。后来他以自己在美国11个月的游历经验为基础写成《美俗拾遗》，称“这是一个民众齐心合力创建的国家，百姓是权力的主人”，体现了先行者对美国民主的高度评价。
而现在，经历过民运后上台的民主党人士却在打着民主的招牌做着反民主的事，而丝毫不顾这民主是经历了多少国民的牺牲和努力才实现。他们对内控制言论自由，对外附和破坏“民主同盟”的中朝。该怎么拯救你，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