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的韩国医疗界笼罩着一片紧张情绪。医学院住院实习医生协议会的会长发出公告，韩国医疗界七大组织围绕国会与医疗界的妥协方案进行彻夜讨论，最终在周日凌晨决定否决这一方案。这份妥协方案由国会提出，主旨是暂时收回政府的“四大医改方案”，等新冠疫情平息后再讨论。很遗憾，医疗界再次因此受到舆论的批判。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医疗界所受伤害之大以及他们对政府和国会的不信任程度之深。韩国国民也被迫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迎战新冠疫情的袭击。
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对医疗界的批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舆论也会进一步恶化。但是，我们只有找准问题的起因和责任所在，对症下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导致这起事件恶化的是本届政府“专断”和习惯于“转嫁责任”的恶习。总统在民主党全党大会上强调的“烛光精神与协商政治”丝毫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政府一边强推“医改四条”，一边用“吊销执照”施加压力，而国会则毫不犹豫地发起“病毒三件套”(金炅侠议员)和“强制动员法”立法。国会在拿出妥协方案的前一天，10名住院实习医生医生被以违背行政命令的罪名受到指控。对医疗界“孩子”的见习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冷酷惩罚，政府丝毫没有为民“父母”的慈爱。
被警察逮捕的这些正是被政府用来吹捧韩国医疗的所谓“K-防疫”的战士们。今年春季，他们曾在防疫一线挥洒汗水。我们不能忘记当时脸上被防护眼镜勒出淤痕的护士以及胡乱躺倒在走廊上休息的医疗人员。为什么这些医疗人员面对第二波疫情，会变得“厚颜无耻”，变成“不顾国民安危只顾自己饭碗”的“毒瘤”呢？我们不得不去审视背后迫使这些未来的医疗战士发生改变的原因。
且不说传染病医院的情况如何，政府颁布的“医改四条”原本并不是多么紧急的问题。然而，医疗界呼吁“首先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声音被视为团体小算盘，社会上开始对医疗界加以痛批，总统更是亲自出面，将医生比做“战争时期从战场逃亡的军人”，令人愈发窒息。
K-防疫的功臣为什么会逃离战场？是韩国的高级人才们突然疯了？世界观突然发生了改变吗？并非如此。是政府打压了战场上他们的士气，并在背后向他们捅刀子，意图借疫情推行“医改四条”。政权精心挑选时机对医疗界展开这场攻势。想要利用新冠疫情达到目的的不是医生，而是政府。然而，政府的所谓医改方案只是浪费资金的“下策”罢了。政府打着正义和公平的名义，已经浪费了无数纳税人的税金。不做好制度准备一味实施医改，其副作用将远大于成效。政府的其他政策基本也是如此。
“增加医生数量”能够缩小地区医疗差距吗？完成10年义务服务的医生最终还是会从地方乡镇回到大城市，我们又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在城乡之间建造一堵墙壁。OECD统计显示韩国医生数量短缺？OECD的医生每天平均只接诊10名患者，韩国医生每天平均接诊100名患者，因为费用低，收入少。在韩国，医生们要坐在村口盼着患者就诊。增建“公立医院”？按照当前的收费，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相差无几。在低水平的医保费率下，所有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患者为什么不愿去公立医院看病？因为这些医院的设施需要完善、人手需要扩充、待遇需要改善。“韩药入医保”？一方韩药开出数十万韩元的补药，都要享受医保报销？这样做不仅不科学，同时也有失公平。至于“远程医疗”，确实有必要推进实施，但推行这一政策需要首先解决上级综合医院垄断问题，并具备相应的尖端设备和安全保障网络，确保医生向患者询问病情、开具诊断书和处方的准确性。
但医疗界的做法依然令人充满疑惑。在这个时候继续罢工？这难道不是既得权力集团的利己主义行为吗？确实如此，医生如果放弃捍卫自己的饭碗，医院行业就会衰落，并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给国民带来灾难。军人由国家培养，但医生全凭个人努力。虽然医生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但他们也拥有罢工的权利。面对民主工会的罢工，政府不曾说些什么，但面对医疗界的罢工，政府为什么偏偏要强调行业的公益性呢？政府为培养医生投入过资金？还是为医院的成立作出过投资？英国只拿着听诊器上班的医生确实是公共医疗，但韩国的医生都是在拿个人财产和才能为国家控制的基金会做贡献。英国的医保费率约达15%，韩国的才6.67%，而韩国的服务比英国优秀好几倍，这都是报酬低微的医生们用身体换来的成果。从按量记酬发展到精品医疗，必须提高医生报酬。不上调医生酬劳，一味扩充医生数量，只会导致医疗环境恶化，使医生每天需要接诊的患者数量增加到150人，并造成医疗系统的崩溃。这才是医学生和专科医生们不顾舆论批判出面抗争到底的原因。
这起事件的起源在于，沉浸于空想主义政策的现任政府，习惯于推脱责任的青瓦台、福祉部和不能区分敌我、只会胡言乱语的国会拉票团激发了医疗界的怒火。但是，他们何时承认过自己的责任？而现在，正是新冠病毒向这届无缺陷、不会出错、无敌的政府发出了嘲笑的声音。不过话虽如此，为了国民的安全，医生们仍需要回到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