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韩国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发表的数据来看，文在寅政府上台以来，首尔公寓价格暴涨50%以上，堪称悲剧。简言之，价值6亿韩元的房子三年间就涨到了9亿多韩元。而这对于持有公寓的房东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对这些房东而言，想要搬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或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几乎不再可能。自从12•16和6•17房产新政实施以来，如果是上述目的，那几乎无法从银行贷款。普通老百姓不再能够享受居住迁移的自由，无房者更是绝望不堪。除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否则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购买首尔公寓已经难以实现。当城市“蜗居”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当刚需族们想当房奴而不成，政府势必需要对这一现状负责。
我们再来看看全租和月租价格。首尔公寓全租价格连续56周上涨，比3年前上涨幅度超过1~2亿韩元，对于住全租公寓的租客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普通的工薪族一年攒1000万韩元都很难，到最后要么就要搬到更小的房子或偏离首尔市中心的郊区，要么就要向银行借款。即使能借到1亿韩元，一年的利息也要高达数百万韩元，租客自然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也就是说，韩国房地产政策的失败在于全方位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
本届政府的一大败笔就是在房产税上进行惩罚性征税。专家们的建议高度一致，即如果上调持有税，那就应该下调交易税。但本届政府不仅提高了持有税(财产税、综合房地产税)，而且还上调了交易税(转让所得税、所得税)，带来双重负担。
今年年初，文在寅总统在新年记者会上提出了相关指南。文在寅表示，“转让税是一种针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征收的税款，因此进一步下调转让税不符合国民心声”。然而，同时上调持有税和交易税的举措会让房产市场窒息，无路可退的房东都选择了赠与而不是买卖。7•10房产新政出台后，首尔地区集合住宅(大部分为公寓)的日均赠与数量增加了5倍，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惩罚性征税并没有带来房源数量大批增加的结果，反而带来房价暴涨的后果。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不得不质疑，将房地产政策着眼于收缴不劳而获的收入上是否妥当。执政党所效仿的新加坡等国家没有同时上调持有税和交易税都是有原因的。不管政府多不甘心，只要惩罚性征税的“副作用”超过其预期效果，那就应该进行修改，这才算合乎常理。
不能容忍特定阶层独占利益并将此作为政策指导方向的首要参考标准是现政府根深蒂固的特点。增加城市容积率、放开绿化带扩建等问题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就算放宽限制后房价暴涨，政府也绝不允许房东或地主拿走其开发利润，扩大房源供给能够稳定房价的政策考虑已经被抛在脑后。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打压富人和资本家比稳定楼市更重要吗？
政府为了遏制江南地区的房价，出台了很多极端的限制规定。比如以土地交易许可制来捆住江南4个地区的房价上涨，又比如对即将进行重建的小区附加了必须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条件。但是，被要求实施土地交易许可制的地区反而等于获得了“政府背书”，使得江南一带房价再度飙升。重建小区的实际居住条件也促使大批房东回归，埋下了全租房源紧缺和全租价格暴涨的祸根。当然，政府在推出这些措施的时候，肯定没有预料到这些后果，因此我们只能诟病本届政府极其无能。政府的误判伤到无数中产层和平民百姓。
围绕增税的争议也不出意料地归结为对富人增税。本次上调的所得税最高税率(45%)远远超过美国(37%)和加拿大(33%)，其税率将与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持平的消息也令不少人感到不满意。韩国真的像七国集团(G7)那样，应该向富人征收那么多所得税吗？韩国的所得税真的应该比美国高出8个百分点吗？政府仅仅表示本次增税针对的是0.05%的上层阶级(约有1.1万人)，试图以此化解对富人增税的批评之声。
但即使只是针对极少数富人征收重税，也会降低经济活力，还会留下经济衰退的“后遗症”。与此相反，成功的经济复苏政策背后，都有下调税率的措施。香港以轻税(所得税最高为15%)成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和资金。上世纪70年代，里根经济学拯救了饱受滞胀之苦的美国经济，其核心也是大刀阔斧下调税率。
我们不能继续以“打压富人”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基调。其“副作用”会体现在市场上，最终会让弱势群体更加困难。过去3年来，韩国经济已经重演了无数次同样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