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也有声音。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在《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中唱道，“人们讲话却不谈心/人们用耳而非用心聆听/没人敢去惊扰这寂静的声音”。沉默，是一种象征性语言。对于“朴元淳性骚扰事件”，文在寅总统虽始终保持沉默，但他的做法已经向世人表明了态度，人们指出，这完全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沉默的政治”。
文总统的沉默带有选择性，选择的根据则是看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是对手还是帮手。今年3月文总统下令清查积弊、重新调查张紫妍与金学义事件时，他曾表现得义愤填膺，强调“不查清这些发生在社会特权阶层的事件真相，就无法构建正义社会”。但对于朴元淳事件呢？首尔市长朴元淳7月9日被发现死亡，距今已过去两周，文总统却始终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从他人的口中传出文总统说过“我与他交情匪浅，这太让人震惊”并送去吊唁花圈，没有对受害人说出一句安抚的话。遭受性骚扰的女秘书既非积弊势力，也非敌对势力，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文总统缘何如此冷处理这起事件呢？
对于总统的沉默，外界存在多种解读，但大体都认为总统此举意在宣告自己并不认同民众对朴元淳双面人格的声讨。至于其中原因，总统可能只是单纯出自男人间的情谊，也可能是像某进步学者说的那样，相信朴元淳是个“100万亿韩元也买不来的”人，也可能是把这件事当作个人品性的瑕疵而非滥用权力的性骚扰事件，认为既然当事人已经以死谢罪，事情就应该到此为止。另外，鉴于政府因为房产政策失败已经被逼入绝境，文总统沉默可能只是无声的挣扎，使“善良政权”的形象不至于彻底坠落。对朴元淳按照首尔市葬的规格给予隆重礼葬，并对政权内部使用“宣称受害者”等文字游戏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情况视而不见，似乎是想靠民众的“反复无常”和“健忘”让这件事逐渐被淡忘。
总统这种表面上同情加害者的沉默传递出了无言的信号。在“挺文派”眼中，总统的态度就是要求大家“必须坚守阵营”。如同此前的曹国、尹美香事件一样，总统的沉默正导致国民舆论严重分裂。老套的阵营对抗公式再次发挥作用，一些御用文人的阴谋论大行其道。
有人在青瓦台请愿要求“严惩诋毁死者名誉的行为”，甚至有人粗鄙地将受害人比作“李舜臣的官奴”或“狐狸精”。更有甚者，一些稍有学识的人要求受害人“拿出性骚扰证据”，并公开自己与朴前市长挽手的照片，讽刺称“我这也是性骚扰”。最早在韩国发起“MeToo”运动的女检察官们也集体失声。这种双标做法以及从阴谋论看待这起事件的行为都始于总统的沉默。
所谓沉默的基本法则，就是只有有权者才能选择发声或是沉默。总统的沉默相当于无言的施压，要求政权组织对此缄口。只要总统继续用沉默表示无言的反对，真相就很难有大白的那天。
“面对庞大的权力，我只希望能够获得公正的司法保护”。受害者的呐喊仍然回荡在空气中。在要求下属对领导察言观色、博其开心甚至连拿内衣裤这种事都要求女秘书来做的畸形社会，年轻女性要求改变的呐喊声令人心碎。只能用阿道司.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那句“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产生期待人人平等这种想法”来为此做一个注脚。
“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这是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发生后，示威者为鼓励旁观者一同反对种族歧视而喊出的口号。沉默可能是文总统无意识的行为，但对于受害女性来说，却是一种间接的暴力伤害。在善恶分明、真假明晰的社会焦点问题面前选择模糊态度，只会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安熙正、吴巨敦到朴元淳，一系列利用职务权威性犯罪的发生说明政权在道德层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曾是“人权律师”的文总统说过“以人为本的社会应该是两性平等的社会”。作为国家政治的最高领袖，有义务直面这个可能令自己感到不适的问题，亲口作出表态。
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的歌曲。在《忧愁河上的金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一曲中，有句歌词写到“当你感觉疲惫渺小/当你眼中噙满泪水/我愿守在你身旁/为你揩干眼泪”。受害女性和她的支持者希望总统能够打破沉默，成为她们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