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张俊河逃出日军部队加入了重庆临时政府，目睹临时政府独立运动家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分裂、欺骗之后，他感到很失望。原以为临时政府是在团结一心抵抗日本侵略，没想到自己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象。无法忍受心中的郁愤，他在欢迎会上痛哭着发出泣血呐喊：“如果我知道这里的真实情况，我就不会来到这里。如果我现在能回到日本军队，我只要一回去就一定会驾着日军飞机先把这里炸毁”。在金九、申翼熙先生的恳切劝慰下，他才勉强压抑住了自己的激昂情绪。
这是一个半月前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的金容云先生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作品《个人理性如何改变国家》中记录的一则史话。金先生最早是一名数学家，后精心钻研哲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确立了“圆形历史观”，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他认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裂性、冲动型性格是韩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圆形)特征。也就是说，“一个韩国人或许能打赢三个日本人，但十个韩国人一定赢不过三个日本人”，这句话并不仅仅是日本殖民时代日本为贬低韩国人而编造出的内容。
金容云先生指出，信奉程朱理学原教旨主义的士林派(朝鲜中期推行程朱理学的两班统治阶层)和勋旧派(在朝的功臣勋旧官僚集团)之间的党派之争在延续500年的朝鲜时代结束后，仍然不断分裂着我们这个民族。日本的殖民统治把我们分化为抗日派和亲日派，解放后我们的国土和民族被彻底一分为二；以反日和亲日为横轴，以民主与共产为纵轴，我们社会重现了朝鲜时代四大党派争斗不休的历史。现在的韩国社会动辄就会因为进步、保守，亲朝、反朝，亲日、反日，亲美、反美，亲华、反华而割裂，光化门广场随处可见各种势力之间的对峙。
突然自杀身亡的首尔市长朴元淳的葬礼再次割裂了韩国社会。有人主张，考虑到他身为人权律师、民权运动家和政治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完全配得上为期五天的“首尔特别市市葬”规格；也有人认为，他的自杀与女秘书揭发性骚扰事件不无相关，应该为受害的女性考虑，以为期三天的家葬形式低调安排葬礼。
从法律上讲，朴市长自杀后，指控人的指控已经因为“没有公诉权”而结案。随着朴市长入土为安，事件真相也被一并埋葬。对于指控性骚扰的这名女性来说，不仅未能获得法律救助，还将因为朴市长的死而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有人指责隆重的葬礼和民主党四处悬挂的追悼横幅对受害者构成了二次伤害，所言不无道理。
人无完人，所有人都是功与过的复合体。想要把一个人的功过放到天平上分出个轻重，不仅不可能实现，还充满傲慢。因此，肯定其功劳、指出其错误，理性追悼亡者，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现在一些人主张其功大于过、要求按照五日葬规格举行葬礼，一些人认为其过大于功，只配举行三日葬礼，双方之间展开的争论简直是朝鲜时代朋党之间围绕服丧展开的“礼讼论争”在21世纪的重演。
在朴市长死亡第二天逝世的百岁老人白善烨将军葬礼引发的论争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白将军在韩国战争中的功劳，同时正视他在日本殖民时期犯下的错误。功劳不会掩盖其以前的错误，错误也不应遮盖其实际的功劳。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那些不顾程序规定要求对战争英雄举行国葬并要求将其安葬在首尔显忠院的人们，还是那些质疑曾经做出亲日活动的人物有什么资格被葬入国立显忠院的人们，都一样令人心寒。如果政治权力能够决定历史评论，那么每当权力发生转移，历史评论都会被推翻，白将军的尸骨可能也会不断被挖坟掘墓。
所以，金容云先生强调，我们不应用今天的尺度去看待历史。只有从当时的政治、外交、思想和文化背景去看待历史，才能减少错误。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中，继续打着“纠正历史”、“清算积弊”的口号鼓动社会割裂对立，无论进步、保守政权上台，都会牢牢抓住前任政权的错误不放，重复这种双标的政治。
“政权更迭后，新上台的政权因为缺乏一贯的纲领，只能通过夸张的清算和反日口号进行治国。政权不关注国家未来的发展，而是把力量用在清算报复旧政权上，结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会增加政权的弊端，最后成为被清算的对象，重复这种不幸的历史”。这也是金容云先生对目前掌握绝对多数议席、试图以法官自居裁决历史和民意的青瓦台和民主党的最后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