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近期针对进驻韩国境内的外国金融公司进行了一次非公开需求调查，希望在“香港问题”恐将长期化的局面下重新推动韩国成为“东北亚金融枢纽”的构想。然而，参与需求调查的所有外籍金融公司一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韩国政府也由此已决定收回这一计划。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称，“外籍金融公司普遍表示，公司不可能遵守韩国一周最长52小时的工作制度”。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经济增长战略本部6月22日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以亚洲地缘政治局势为基础，建立东京金融城”的内容。自民党提议日本政府放宽签证条件引进海外人才，调整金融公司在日本设立子公司的限制性条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11日出席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时表示，“若想把东京打造成具有魅力的金融商务城市，需要不断发展东京这座人才、信息、资金汇聚的国际城市”。
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在香港落地后，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受到动摇。香港金融行业已经出现资金和人才外流的“脱港”现象。“脱港”译自英文词“Hexit”，由“香港(Hong Kong)”和“逃脱(Exit)”两词组合而成。根据香港《明报》报道，5月底的民调显示，约有37.2%应答者表示“正在考虑海外移民”。
因此，各国为吸引从香港流出的资金和人才展开了激烈竞争。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已经联手采取行动，新加坡更是从香港资金外流的趋势中获益良多。美国高盛集团预测，从去年6月香港示威不断升级开始，三个月内大约有40亿美元的香港资金转移到新加坡。相反，韩国则一早被排挤在竞争格局之外，沦为“局外人”。
根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CDI)今年3月共同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显示，香港排名第六，比去年9月份下降三个名次；东京上升三个名次至第三名；中国上海排名第四；新加坡排名第五；首尔远远落在竞争对手之后，排在第33名，釜山仅排在第51名。韩国金融ICT融合学会会长吴正根(音)表示，“外国金融公司普遍认为韩国政府设定的限制条件太多、政府介入相对较多”，“没有大胆放宽限制的改革，韩国将很难成为金融中心城市”。
韩国从卢武铉政府任期末的2008年2月开始实施《建立与发展金融中心法》。金融委员会根据这一法律在2008年8月制定了第一次金融中心发展计划，并在2009年指定首尔和釜山为金融中心城市。但是，韩国的金融竞争力却逐渐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城市。2015年6月，首尔一度在GFCI排名第六，但从2018年开始，韩国已连续三年徘徊在前30名之外。
在韩国国内经营私募基金的一位金融行业人士称，“政府本可大幅放宽仁川松岛等地区的金融行业限制，大力吸引香港的金融公司入驻，但却错过了这个大好机会，令人遗憾”。韩国西江大学商学院教授出身的前议员崔运烈表示，“除金融领域之外，政府还必须大胆打破各行业的限制枷锁，促进企业投资，才能迈出打造金融中心城市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