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韩国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呢？笔者想借小说《移动的城》中黄顺元先生提出的观点，将韩国社会命名为“流浪者社会”。流浪者拥有双重意思，一是“难民”，二是“游牧民”。如果说难民指的是为了躲避战争的危险而离乡背井的人，那么游牧民指的就是居无定所、四处颠沛流离的人。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对于难民来说，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游牧民则是为寻找新的牧场而进行自发性的选择。
笔者之所以将韩国社会定义为“流浪者社会”，是因为近来掀起轩然大波的两大事件——朴渊次事件和张紫妍事件。这两大事件分别包含了不同的内容。如果说朴渊次事件展示了权力型腐败的阴影，那么张紫妍事件则揭示了演艺界肮脏的贿赂。如果说朴渊次事件赤裸裸地展示了一直标榜“清廉政治”的卢武铉政府的黑暗，那么张紫妍事件则控诉了在五光十色的聚光灯照明的背后女性人权惨遭蹂躏的真相。
但这两大事件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刻地揭示了韩国社会对关系网有着多么根深蒂固的依赖。要想解决问题，程序和规则并不重要，只要能够找到操作和决定此事的人即可。如果认识熟人，如果有可以打通关系的人，那么问题就等于已经解决了。这便是无论是企业还是演艺圈都需要“赞助者”的原因所在，因此，经营属于自己的赞助者是实现成功和飞黄腾达的捷径。
然而，其他的社会也并非不需要关系，只是没有暴露出来而已。无论哪一个国家，关系都至关重要。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或者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产业为例，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要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参与，那么事实上就不可能完全排除关系的作用。只有严格的制度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才能够适当地抵制这一点。
笔者想说的是，因为韩国社会的流浪者这一特点，这种关系特性被毫无保留地强化起来。如今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我们暂时停留的空间，因此不考虑整个社会全体的利益，将生活看作是“野蛮人对野蛮人的斗争”，这便是难民的自我意识。通过双重杠杆，将事物和现实理解成“网”，认识人（know-who）比实际知识（know-how）更为重要，这便是难民文化。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金钱和权力，为此尽可能地扩大手机电话中密密麻麻输入的电话号码所象征着的关系网，便是难民的战略性选择。
韩国战争（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50多年，但我们依旧像难民一样生活着，这也许就是我们社会的现实。要想恢复曾经受损的集体意识绝非易事，为了延续一个集体大家庭，尽管必须遵守硬性规定和隐性规范，但无论是规定还是规范都不是目的，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才是韩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事件屡禁不止，我们常常还没有获取教训便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流浪者的另一形象便是游牧民。像未来学者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所强调的那样，游牧民是一种适应信息全球化社会的新型人类。要想很好地发挥游牧民所拥有的创造性特点，那么首先必须同难民式的流浪者社会大胆告别。韩国社会，究竟将走向何处？
金皓起 延世大学社会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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