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提出了“作者之死”。他主张书（文本）的意义不被固定为一种，每一次的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读者理所当然比作者更为重要。

本周出现在书店中的作品——中国作家李洱（42岁）的长篇小说《花腔》正如巴特的文本理论所讲，理解的角度非常广泛。小说以破解上个世纪前期以共产主义理论家、文人身份活动的知识分子“葛任”的生死之谜为中心而展开。葛任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联系，但是却成为两边的处决对象。小说通过葛任的医生同事、思想犯、法学家三人的陈述和回忆三部分揭开葛任谜一般的结局。

三人的陈述时间分别为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及21世纪初，时间间隔约为30年。三人的陈述环环相扣，他们立场衔接统一为“葛任的最后结局”。小说中李洱进一步进行了形式上的实验，在每个陈述的小节后将自己采访收集的报纸报道、书籍的一部分等作为附录。这些“考证资料”一部分是李洱制作出来的，因此事实更加扑朔迷离。3月17日，笔者见到了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来韩访问的作家李洱。

- 小说的形式很新颖，最终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在上文学课的时候（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过文学）曾经接受过要忽视中国文学性传统的教育，因此吸收了西方的理论。但是《花腔》是一部类似中国古典作品《山海经》的小说，突然会冒出什么、变换成什么。故事好像很荒诞，但是又很真实。我想说的是即使所谓正史在被公认的瞬间也反映了当权者们的视角。像葛任一样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公认意识形态’变化的国家、系统、官吏组织夹缝中的存在（‘葛任’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国家体制的历史中不会出现的知识分子‘个人’）。”

- 中国文学表现自由的界限在哪里？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高行健如果迟10年创作的话，就不会在1989年去到国外了。我用强烈语句批判着体制，但是如果因此就将作家抓走关起来的话，现在的权力也将不复存在。”

虽然像“危险的刀柄”一样，但是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外国的时候还是带着李洱的作品去分发，可见中国政府非常器重他。《花腔》获得了2006年中国最权威的“茅盾文学奖”，销售了60万部。不论从作品本身还是从吸收、接受的情况看，《花腔》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文学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