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强调：“这次的金融危机不是外部的冲击导致，而是全球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这句话说得没错。这次发生的危机是30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等各种名目之下，自由市场理念泛滥导致的结果。自由市场的理念核心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并且最终用市场的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和领导整个经济市场。但是这次我们也目睹了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的市场的力量对于这场危机的束手无策。
世界金融体制并没有分散风险，反而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新自由主义一直以来主张“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可以自动解决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一切问题。但是正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说，“看不见的手”之所以是看不见的，有可能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在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洗牌。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经济学巨匠——凯恩斯教授巨大影响的美国民主党为了振兴美国内需市场、重建欧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并且建立了控制国际经济命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重新构筑了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体制。如果希望挽救资本主义，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三重挑战。
首先是对于市场，需要制定彻底的规范制度，灵活运用国家的力量来再次振兴内外需求。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对国家的作用的认识正在再次提高。面临目前的危机，国家需要把重心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并且加以实行。这三点分别是拯救深陷崩溃危机当中的民间金融体制、为实物经济提供直接有效的援助振兴政策、以及重新制定国内和国际的规范体制。
其次是绝对不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经济危机的愈发严重导致了失业和恐惧心理的扩散，国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国家为国民提供一切保障，抛弃开放性和竞争性这些市场基本价值。虽然目前情况还没有严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保护程度，但是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有了征兆。然而，无论何种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将是把经济从停滞拖向大萧条的绝对危险的政策。
第三，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全球范围的。各国政府为了使得流动资本不进入各国最脆弱的领域，应该考虑制定具有连贯性的全球金融规范政策。从体制上来说，重要的金融部门也应该制定比以前更为严格的国际公共基准。并且应当建立强力的监督体制，使得公司职员能够被包括在报酬体系当中，从而更具有责任感，并且因自己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激励。
为了能够具备面向21世纪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国际组织对世界主要的20个经济强国（G20）政府的行动进行协调也十分重要。IMF的决策体制也应该进行改革。如果希望中国等发展迅猛的国家在IMF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应当允许他们发出比现在更为响亮的声音。
有两件事已经确定了。首先是金融市场并不会自己主动修正错误，也不会对自己设定各种限制和规范。其次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政府对于经济的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当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不仅要拯救走向灭亡的自由市场体制，还要在规范的市场中建立信用体系。不要走极端，也不要纠缠于理念的“左右”之争。
陆克文 澳大利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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