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民族主义正陆续抬头。本以为冷战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不知不觉间，我们却站在了民族主义复活的历史新舞台面前。特别是，邻国中国的中华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给韩国造成了很大负担。民族主义理论家沃尔克·康纳认为，民族主义的凝聚虽然不是理性的结果，却也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在这个逻辑之外的一种东西。中华民族主义将对韩国构成什么挑战？韩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

大国民族主义重新抬头

2012年5月，弗拉基米尔·普京重新成为俄罗斯第六届总统。普京是一心想要恢复强大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沙皇”。同年11月，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口号。

安倍晋三内阁执政下的日本于2015年9月在参议院通过安保法案，成功将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在事实上参与战争的“正常国家”。英国去年6月宣布脱欧（EU）一定程度上也是复古民族主义的表现。曾在19世纪号令世界的大英帝国的光辉历史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使他们不甘于仅仅在欧盟28个国家中做其中的一份子。

不仅如此，还有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被称作“21世纪苏丹”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和领导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但不管怎么说，将大国民族主义复活浪潮推到最高峰的还是高呼“让美国重新伟大”并于上个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

中华民族主义的根源

趁着国际社会的这一浪潮，中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三次抬头，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将“中华”的意义逐渐发展成了一个象征地理、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概念。其中它所代表的民族身份意义旨在将北方民族与汉族区分开来。北方民族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而汉族则过着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定居生活。

特别是，中国在经历汉朝（“汉族”这一名称被认为始于汉朝）之后，中华民族的身份中开始多了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排他性。因此，在北方民族占据中原的时期，汉族首领还普遍使用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概念以达成驱逐“蛮夷”、恢复领土和王朝的政治目的。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主义的首次出现

清朝末期，从欧洲传来的近代“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在日本被译为“民族”。第一个将近代民族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物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他们在逃亡过程中却提出了将中国国内汉族和少数民族统合在一起的“近代中华民族”这一全新的概念。

梁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分为以汉族为中心的排他性“小民族主义”和包括汉族、满洲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壮族等中国国内代表性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主义”两种。

他一开始坚信围绕儒教思想开展以汉族为中心的改革，可以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此后他认识到，只有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才能摆脱危机，并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个广泛意义的“大民族”。

孙文也在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回避传统上的汉族中心主义，提出了由汉族和属于少数民族的满洲族、蒙古族、回族、壮族等五个主要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一起建立民族国家的“五族共和论”。

将梁启超和孙文提出的“近代中华民族概念”以法律与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的人物是毛泽东。毛在共产革命中强调实现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大解放，并在建国后通过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

爱国与民族主义被用于政治目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主义再次出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行将结束的那段时期。当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实践以失败告终，中国国内外对共产主义的期待大幅缩减，其作用也远不如前。

眼看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末路，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声音，从而发生了1989年6月的八九学潮。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当时需要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体制。

最终，中国领导层决定利用凝聚中华民族主义思想与爱国心的爱国民族主义达到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主义不仅从共产主义思想那里接过了维持共产党统治合法性与领导力的任务，还承担了团结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的政治使命，重新受到了重视。

民族主义进退维谷 无异于一把双刃剑

习近平时期，中华民族主义第三次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目前的国际环境助长了中华民族主义的抬头。其他大国的民族主义得到多数国民支持纷纷抬头，为中华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对于习近平领导集团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国际社会并非都是侧目而视。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受益的国家越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谋求恢复以往荣耀的意图也变得越来越无所谓。

另外，中国的国内条件也不算太坏。特别是，在人们担心经济硬着陆的经济环境中，习近平打出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推动反腐败和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此举还有助于打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牵制。

然而，中华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2014年3月29日导致29人死亡、143人受伤的云南省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等少数民族问题依然是中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中国越是强调中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为保护自己的文化与民族身份而展开的抗争就会越发激烈。

在对外方面，民族主义导致中国希望政府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出“强大中国”形象的政治呼声越来越高，使中国外交的谈判空间大大缩小，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果。特别是，不仅在面对强大国家，在面对周边邻国时，中国领导层也必须顾及民族主义集团的要求，从而难以作出战略让步。

应将民族主义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习近平领导集团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中华民族主义的政治工具。那么，在中华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情况下，韩国应如何解开因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而冷却的韩中关系呢？

民族主义矛盾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之间的感情斗争，从而引起民族之间的极端对立。部分政治人还会利用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煽动民族主义对立。若非出自这种政治意图，就必须尽可能把引发民族主义矛盾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出现文化对立时，应设法将其限定在文化交流领域，避免这种对立影响到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如果使用经济报复手段对待文化对立，从长远来看，作出这一决定的政府和领导人必将成为后世眼中缺乏智慧的政府和领导人。这种例子在历史中并不少见。

同时，我们还要准确找出矛盾的原因。在历史认识上，中国虽与韩国一样对日本带有强烈的批判情绪，但中国始终将批判目标锁定为日本的部分右翼政治人和右翼组织。现在的韩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发挥外交战略智慧，控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感情冲突。

◆金汉权：取得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学学士与行政学硕士、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峨山政策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美中之间的韩国二元外交》（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