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被喻为橄榄球，意思是方向飘忽不定。每当此时，可用一种办法来提高其可预测性，即，探讨在中国的现状和政策中究竟什么是可变因素、什么是不变因素，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基调、关键词以及施政重点等的出发点均是基于变化因素和不变因素。

不变因素：稳中求进和政策市特征

首先来看一下2017年中国经济的不变因素。2012年以来六年间维持的政策基调中居于首位的应该是稳中求进，它是指在稳定中谋求发展，其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判断，即不可能通过一两年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的转型。

为此，中国的政策重心放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简言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继续奉行宽松的财政支出。另外，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意味着政策力度会保持适中乃至紧缩。

市场方面的不变因素是政策市特征。所谓的政策市是指市场随国家政策动向而发生大幅波动的现象。中国的股市与楼市即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但国内消费市场也在此列。

中国政府过去提供补贴来搞活市场，而现在把重点放在扩大中产阶层，此举就体现了与中国国内市场有关的政策市特征。随着市场被细分为高端型、经济价格型、信息型等，中产阶层的消费也正趋向高端化和多元化，其结果是尽管短期的提振效果或会减弱但市场规模在日益扩大。

可变因素：政策组合和微调整

新的一年的可变因素是什么？显然首先是个别经济政策领域的变化，即“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指消除三种现象，即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降低负债率。“一降”是降成本，“一补”是完善经济的薄弱部门。除此之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也是主要课题。

产业政策方面，国企改革是核心。这是因为，要实现稳定的国家经济管理就必须改革国营企业。其中，国有资产证券化是重点突出对象。预计军工、石油、铁路、电力、通信等行业的布局都将发生变动。

外部头号可变因素应当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施加的压力了，这是因为，特朗普可能在贸易、汇率、产业政策等几乎所有领域“敲打中国”。

问题是，美中争端的溢出效应。iPhone最大的代工企业、台湾的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雇工企业（约有120万名员工），富士康在特朗普当选后公布了对美投资计划，但这随即触动了中国的神经，由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韩国企业无疑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因此，预计今年中国将加强经济政策组合(policy mix)和微调整(fine tuning)，这是因为，仅靠一项政策难以奏效，因而需打出众多政策的组合拳。而且，政策范围会由全面铺开转向有选择的推展。

2017年中国经济前瞻

有必要从宏观与市场两方面来看。尽管宏观经济仍不稳定和具有不确定性，但市场上却存在很多重要机会。学者侧重于宏观面，而企业则看重市场。韩国企业也应将今年作为开拓中国市场战略的重大转换期。

现在来看一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首先，中国的消费品销售增势会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就业市场不景气以及工资上涨速度放缓等使得民间消费增长率很难大幅提升。汽车销售也可能大幅减少。随着房地产业的低迷，家具类、建筑以及装饰用品的消费预计也会同步下跌。

在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将会减少，但制造业投资可望出现改观。社会基础设施投资重心正从传统的铁路、公路等基建领域转向水利、教育、文化等所谓民生基础设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关的政企合作项目（PPP）。各地方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大举上马PPP项目，韩国企业要积极参与进去。

贸易方面，将继续保持出口下降、进口增加趋势，贸易顺差可能会下降。进口与初级产品价格的涨势紧密相关，这些产品包括原油、钢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预计今年美国将出现短期景气回升，因此，年初中国的出口会增加，但下半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肯定会产生影响，成为影响出口增加的不安定原因。

须随机应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也曾说过这样的名言，“万物皆在变，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事物无所不变”。

变化是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真理，而在21世纪像中国这样迅速的变化又是旷世罕见。最近中国的变化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世道已发生了变化。若世道已变，我们的立世之道也应随之做出改变。

迄今，我们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还是集中力量主推我们的长项，这种战略在我们比中国明显领先时是有效的，然而现今的状况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了。

中国现在正自主生产过去依赖进口的东西。“世界工厂”的形象已经消失，正变身为“世界竞争的舞台”。我们须做些什么来跟上这样的变化呢？当然是制订满足中国市场的战略。

在谈及有望打入中国市场的领域时我们通常会举出各种行业，然而，现在按经济模式来分类、将其套用于具体行业的方法则更为有效。对于有前景的产品我们常常单纯以为就是从政策上进行重点扶植或扩大其市场，但这种思维无疑还停留于旧时代量的增长上。

现在中国已进入质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需要有新的攻略。应基于中国的经济产业政策走向来研究进军中国市场的潜力领域。因此，可考虑以下几个问题：“能够得到行业补助吗？”“市场准入条件真的放宽了吗？”“是核心技术型项目模式吗？”“是强化安全、环保标准的领域吗？”“限制进口措施在放宽吗？”等等。

按经济模式来划分，进军中国市场的潜力领域有七个。在创新型经济结构方面，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服务的投资空间正在扩大，生物科技、新材料、尖端设备制造业、互联网等均属此列。

集约型行业在提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存在很多机会。在城镇化配套领域方面，将中国的城市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很大，大部分行业可享受中国政府的补助，市场准入条件也正在放宽。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各地方政府最近正在推进的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这是韩国企业今后可为中国的均衡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又可扩大事业的代表性领域。

这是将跨国会计法人KPMG对中国各行业机会和条件进行分析的方法套用于中国政府的政策上而得出的结论。若能对该表做进一步完善，则可对韩国企业提供极其有用的行业战略指导。

韩中两国政府关系最近转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应当强化企业合作，越应由地方成为合作的中心舞台。特别是今年将迎来两国建交25周年和韩中签署FTA三周年，应集中力量，为正式启动韩中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和找到两国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展开不懈的努力。

朴汉镇 （音）
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以跨国企业本土化战略研究获颁企业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访问学者、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著作有《亦敌亦友：是美国还是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