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王先生（49岁）结束了广东省东莞的农民工生活回到了故乡河南省板桥镇。他认为难以再找到工作，借此机会回到故乡定居。可是“归农”也并不容易。6年前去广东的时候，他将2亩地托付给了叔叔，而现在叔叔却表示：“如果离开故乡的人现在来要回土地，我该怎么活呢？”并拒绝将土地还给他。王先生现在处在既去不了广东，也无法在故乡生活的两难境地。
王先生的事例赤裸裸地展示了农民工的现实。王先生作为尴尬的边缘人，将农民工的现实展露无遗。他称自己是“不知归程的候鸟”，长叹了一口气。农民工的数量大概有1亿3000万名，根据推算，其中有2000万人左右无法找到工作。
农民工危机并不仅停留在他们自身的问题上，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农村经济的没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姜长云研究员表示：“去年约4700元的农民年均收入中有40%左右是外出的农民工赚得的”，“主要是技术力下降的40多岁以上的男性们失业，这正成为农村经济的巨大负担。”
“新一代农民工”也经历着不同的悲欢。他们没有干过农活，如果失业的话将无处可去。和老一代人不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震源地。在上海近郊昆山某工厂工作的23岁青年陈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80后”农民工。他为了过年，在回重庆前去了一趟银行，存折上剩下的钱只有44元。他感叹道：“3年的农民工生活结果只有一顿饭钱”，“2000元左右的月工资在城市生活中一直都是紧巴巴的。”
在过去的10多年里，西方人能够享受丰富的消费生活都是因为有王先生、陈先生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让我们来看在纽约沃尔玛以40美元出售的中国产耐克运动鞋。除了购买原辅材料、品牌专利费、流通费之外，流入中国青岛工厂的钱只有3至4美元，其中工厂劳动者只能获得大约2至3美元。由于他们的“牺牲”，美国消费者才能穿上廉价的运动鞋。
农民工们还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占到了北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在上海和浙江省也分别达到了31%和17%。可是城市里的农民工们只是永远的异乡人。由于严格区分城市和农村的户口制度，他们无法享受居住、医疗、教育等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优惠。四川籍的李先生虽然是在东莞定居了10多年的农民工，但是最近必须让妻子和15岁的儿子再次回到四川省。因为没有户口，儿子如果在东莞的高中入学，每学期要多交纳500元的借读费。他倾吐了自己的烦恼，说道：“这就是在城市拼命工作10年的报答吗？”
当然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也没有忽视他们。中国在去年实行《新劳动合同法》，不断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权益。在过去的数年里，每年提高10%至20%的工资。并有意惩罚那些依赖低工资的出口企业。可是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政府的政策也黯然失色。随着出口萎缩，最先受到打击的就是农民工，政府为了他们的就业，必须再次拯救加工出口企业。如果不改变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成长模式，农民工只有继续受苦。农民工危机再次暴露了“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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