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一位知识分子曾半开玩笑地说，CCP将在二十年内变成完全不同的CCP，称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将逐渐变成中国孔子党（Chinese Confucianist Party）。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出现了跃进式发展。毛泽东不也曾有过预言，称自己死后儒家思想会重新复活吗？

中国一位著名学者曾经预测，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将会分化为儒家左派、儒家右派、儒家毛派、儒家自由主义派等不同思想流派。也就是说，在如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已仅剩下皮毛，儒家思想迟早会成为治国理念。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个例子看出，这一预测并非虚言。第一，习近平2013年11月曾前往山东省曲阜的孔庙祭拜，并在孔子研究院进行了演讲。这在共产党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第二，习近平2014年5月拜访了北京大学的儒学大师汤一介教授。第三，习近平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会议并发表了谈话。第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2015年7月接受中共中央纪检委采访时表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非常重要”。他还曾受邀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学习活动，进行演讲。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与以上四件事情堪称“共产党儒学化”的预告。对此，大陆新儒学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将此举视为中国政府尊重儒学的一个信号，也有看法认为共产党此举意在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寻统治的合法性。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梦”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启动了“脱西方化”活动。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将“中国梦”解读为摆脱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种尝试。相反，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则表达了不同意见，强调国家与新儒家思想依然保持着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共产党意图利用儒家，而儒家则试图教化共产党。

中国政府从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开始关注儒家思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关注到，成功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有利于实现近代化，而且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增强国家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进入2000年代后，中国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大肆宣扬孔子。奥运会绚丽的开闭幕式演出成了中国向全世界宣示自己的经济大国地位以及对外宣布中国未来将以孔子为中心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舞台。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顺利实现了百年前严复和梁启超一心追求的“富强梦”，在“富”和“强”之间，中国至少已经实现了“富”的“跃进”。

习近平在中国梦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已经通过实现“富强梦”完成“追赶西方”的任务，阐明了中国将以此为基础走上“中国道路”的决心。习近平的这一路线被视为继毛泽东的“阶级中国”和邓小平的“现代化”路线之后，带领中国发展的第三条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教授赵峰曾经暗示，习近平路线将会构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套理论体系。

从毛的阶级中国、邓的现代化到习近平的中国梦，一系列发展趋势与传统时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构建中华帝国统治体系的发展过程颇为相似。毛通过革命战胜军阀与国民党的势力，实现天下统一，与秦始皇击溃战国七雄首次实现统一帝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曾在生前自喻为秦始皇。

邓小平通过“无为政策”纠正文革造成的破坏，通过重用技术官僚实现了经济发展，但结果却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邓的这一做法酷似西汉时期奉行老子无为政策的窦太后。当时的无为政策实现了经济发展，却导致西汉出现贫富差距，各地诸侯耀武扬威。于是，汉武帝尝试利用董仲舒的天下思想作为中华帝国的治国理念，以求解决这些问题。汉武帝通过将儒家思想奉为中华帝国的主体理念，完成了中华帝国的治国体系。现在习近平政府像汉武帝一样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也是为了解决邓小平以后新自由主义路线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经济大国的形象之外创造出文化大国的形象，对内对外展示中国名副其实的大国面貌。

社会主义政权确立后中国统治精英的结构变化呈现出这种趋势并非偶然。从2007年左右，中国高层党政干部开始从技术官僚转变为社会管理型即人文社会出身的官僚。从整体来看，出现了“革命家→劳动者与农民干部→技术官僚→社会管理人才”的一系列变化。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知识分子已经达到最高身价。国家主席亲自拜访儒学大师，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震惊之举。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身为儒学代表人物的冯友兰曾经为保住性命而不得不在体育馆无数群众面前将孔子斥为拥护封建思想的反动派，令人恍若隔世。

但是，对于中国的这种变化，我们却无法放心地表示欢迎。对于儒家统治理念，我们有必要关注世界上中国史和蒙古史的权威人物——Owen Latimore很久前在日本发表的一番言论。他说，“回顾共产党的历史，它的政权总是充满权威主义。因此，如果儒家思想的权威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党独裁式权威主义结合在一起，可能会诞生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极其严格专制的共产党。相反，如果孔子所具备的怀疑主义、分析精神和通过理性、知性看待事物的倾向强烈表现出来，则会在世界上催生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性化政权。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历史尚短，现在很难判断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李泳熙 编著，《与8亿人对话》）

在Latimore的两个预测中，哪一个会在中国成为现实，目前我们还无法断言。不过，从目前中国进行“思想统治”的各种情况来看，中国走向前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比后者更大一些。因此，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担心儒家思想再次形成儒家统治体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主义统治结合起来可能造成的恐怖后果。

关于现在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充满野心地谋求实现儒教帝国化，导致人文学者们纷纷为之四处奔走。为应对这种世纪性的变化，日本正在做出各种行动。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以进步自居的杂志《现代思想》推出“现在缘何要推崇儒家”的特辑，刊载了15篇相关文章。而韩国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势力，似乎都对身边这个邻国的想法毫不关注。令人不禁担心的是，韩国是否至今还错以为中国是一个不注重实用价值、只会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行动的国家。

此外，从这次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中可以看出，仅凭借“实用中国”的认识已经不足以应付与中国的交往，必须对“人文中国”保持一定的关注。在不可避免需要与中国交往的情况下，我们应设法将与中国交流的范围从偏重经济领域拓宽到社会和文化领域，努力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和规则。必须准确理解中国崛起在文化上的意义，才能正确树立韩国的立场。

◆赵京兰

凭借中国的社会进化论在成均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著有《国家、儒学、知识人》、《现代中国知识人地图》、《20世纪中国知识的诞生》等多本书籍。目前正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峨山书院活动，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