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费用的压力也非常大，上小学的老大和读私立幼儿园的老二每月需要花费212万韩元费用。因为缺少照顾孩子的地方，周围的职场妈妈们普遍雇佣外国保姆（平均工资为61万韩元）。李氏说“这里的住宅面积太小，教育费用太贵，所以都不愿多生。大部分都只生一个孩子，全力抚养成才，导致香港的私教竞争比韩国还要严重”。香港的出生率为1.20名（去年初步估算值）。
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也表现出了类似情况。这些国家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高速增长，因而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高速的经济发展带动这些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2万美元，迈进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但在2000年代之后，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普遍放缓，人口结构普遍出现变化，出现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等同病相怜的问题。以去年为准，四大国家和地区的出生率均徘徊在1.18～1.24之间。
低出生率现象正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台湾青年被称为“22K一代”（大学毕业初薪为2万2000台币，约合78万韩元），并不断推迟结婚和生育时间。台湾英文报纸《China Post》今年5月曾报道称“台湾最顶级的名牌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等大多数大学普遍遭遇生源不足问题，存废问题堪忧”。
香港不断有人对飙升的房价、僵硬的职场文化以及过度的私教费用进行指责。韩国和新加坡则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对结婚和生育持负面态度，未婚的高学历女性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亚洲低出生率问题日益深化呢？专家们指出，亚洲虽然具备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生育休假、育儿休职等制度，但性别角色分工的问题依然存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等观念没有跟上，都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申允贞（音）在去年的报告书中指出“女性在家庭与劳动市场的角色迅速发生变化，长时间劳动和非弹性的劳动环境等情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导致了放弃生育的恶性循环”。首尔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赵瑛太说“现在30多岁以下群体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老一代人，但他们获得相应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却大大降低，因而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低出生政策各不相同，而新加坡在此方面一直走在前列。1975年出生率下降到保障人口不减少的更新率（2.1名）以下之后，新加坡在1987年颁布“结婚与家庭一揽子政策”，2011年设立相当于负责统筹指挥的“国家人口才能部”，该部门100多名工作人员中，专门负责低生育事务的工作人员数量多达20～30名，并积极借鉴周围国家的经验。此外，社会家庭开发部还设立了专门负责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的社会开发网络链接（SDN）机构。
国家人口才能部政策企划科长唐子辉（音）说“我们不断颁布一揽子政策，并成立指挥中心，再加上领导人的出面，出生率似乎已经恢复稳定趋势”，“思考方式不会突然发生改变，需要一定时间”。
韩国从2006年开始颁布低出生率政策，但因为至今尚未成立负责整体政策协调的指挥塔而备受批判；台湾也没有另设单独部门，由行政院属下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同时负责低出生问题和经济计划等工作，并于2008年首次发布《人口政策白皮书》，颁布了子女税收减免优惠和不孕手术援助等具体政策；香港2012年成立了民官联合“人口政策调整委员会”，由于从中国本土流入的人口太多，香港颁布政策的速度也相对较缓，香港《信报》曾在今年5月的专栏中指出“鼓励生育的国家和地区有必要设立专门部门负责低出生问题”。
如上所述，亚洲四小龙虽然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出生率和新生儿数量却仍然没有明显增加。亚洲大学名誉教授崔镇昊表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低出生率问题预计在未来10～20年之内都难以得到解决，各国政府需要考虑制定一些更佳切实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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