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8月11日 (周四)
[中国透视]对中国来说,邻国是管理对象而非协商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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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透视]对中国来说,邻国是管理对象而非协商伙伴
  • 全家霖 湖西大学教养学部教授
  • 上传 2016.07.0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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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内的中国研究者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大概是“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模糊”都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一边反对朝核,并参与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一边又极力反对韩半岛部署旨在阻止朝核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THAAD,萨德),典型的两面派作风。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本意呢?我们应该如何读懂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外交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5日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发声,对韩半岛部署萨德表示“强烈反对”。在此五天之前的6月20日左右,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对朝制裁履行情况报告书,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更为积极。中国这些举动同时体现了在朝鲜问题的明与暗。

中国的周边国家外交方针可以简单概括为“亲诚惠容”四个字,意为与邻国亲密相处,诚信以对,给予惠泽并予以包容。但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却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尖锐对立,使习近平的亲诚惠容宣言变成了一句空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这种行为呢?

长期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表现出反复性行为模式可以看出,决定中国外交形态的因素大概有三大方面,分别是中华思想、现实主义与追求利益。首先来看中华思想。这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人脑海中一贯传承的思想。中国以“中华”和“华夏”自居,将其他民族视为“夷狄”,鄙夷有加,这种思想叫做“中华思想”,也被称为“华夷思想”。

“华”和“夏”指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指代文化上带有优越感的民族。相反,“夷”则指代文化水平较低的周边民族。华夷思想是彻底的汉族中心主义,其结果就是中国经常使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作为对待外族的手段。

这种汉族中心主义在中国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独特的特征。中国表面上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准则,实际上却因为深入骨子里的中华思想而从未将邻国视为协商伙伴。协商只存在于地位平等的关系中,而在中华思想的认识中,中国的地位比较优越,因此不愿将周围国家视为协商伙伴。对于中国来说,周围国家并不是协商的伙伴,而只是管理的对象。最近关于韩国在韩半岛部署萨德一事,中国高层毫无顾忌地表示反对,便体现了中国将邻国视为管理对象而不是协商伙伴的中华思想。

影响中国外交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也可以称为“顺应局势(adaptation)”。在中国多如牛毛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缘何可以长期发展而没有消失呢?原因就是这些思想最能积极反应现实情况,而且最容易被应用到现实中去。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中就可以看出集中关注现世生活的儒家和法家传统。传承这种传统思想的中国外交在判断事情时最大的标准就是如何根据当下的情况作出最佳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一边倒”政策呢?上世纪70年代末推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为什么又重点强调被称为“二等战略”的“韬光养晦”呢?这些都源自他们对当时中国国家力量不足的判断。相反,江泽民时代中国开始在“有所作为”的口号下发挥必要作用,胡锦涛开始主张中国和平崛起,则是基于中国增强的国家力量。而且,在素有“G2(美中)”之称的现如今,习近平开始毫不掩饰地阐述“中国梦”的远大雄心。现在的国际秩序并非由中国建立起来的,但中国仍然堪称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惠者,其秘诀就在于中国可以精确判断并适应当前的现实情况。

决定中国外交的第三大因素是追求利益。有句玩笑话说“中国宁愿忍受不义,也不会甘受不利”,可见中国追求利益的热衷程度。中国向来以“第三世界国家”自处,但比起分享理念和体制,中国大多情况下更热衷于扩大本国的利益。在发生种族屠杀的南苏丹,中国标榜“政经分离”的政策,用尽了一切力量保护本国利益(确保石油供应)。这令人不禁想到中国主张将“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分开对待,一边参与联合国的对朝制裁,一边又打着“朝鲜人民福利”的名义继续与朝鲜保持贸易的双面作风。这令人不禁感到,所谓朝鲜人民福利,只是中国为追求本国战略利益而打出的旗号罢了。

中国战国时代秦国名将司马错曾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家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一概视为国力要素的智慧。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广阔的疆域,百姓也正日渐富足,这时候中国高呼中国梦,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异于中国想要重新成为世界中心的一声咆哮。韩非子曾说“国无常强,无常弱”,也就是说,权力的转移随时都可能发生。

如上所述,意图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外交正遵循一定的径路朝前发展。这条径路便是“势→术→法(或制)”的道路。势指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高速增长实现的经济成果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认可的“G2”国家。可以说中国已经拥有了“势”。从1978年~2008年间体现中国主要经济政策的各届三中全会报告书的关键词来看,“经济”的字眼共出现了161次,数量最多,其后是“发展”,出现了160次,“改革”出现了159次。这些都说明中国正在为持续发展积累力量。

下一阶段是推进指代高度策略的“术”。“术”根据中国现实的国力情况制定,其最大特征是内容具有不可预测性、合法性、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不可预测性是为了最大程度扩大“术”的效果,突然宣布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颁布一带一路政策等都是这种典型例子。“术”对适用对象来说很像一种“压力测试” (stress-test),因为它会使对方在一定时间处于既不能拒绝中国的政策也无法做出恰当应对的局面。韩国就在持续接受中国的这种测试。去年朴槿惠总统出席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如此,萨德问题也是如此。中国已经跨越“势”的阶段,进入“术”的阶段。

中国外交径路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法”,也就是构建中国主导的“制度、规范、标准”。中国自然希望早日进入这个阶段,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因为制度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若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出一个足以取代现存国际体系中“民主”、“自由”、“人权”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理念,但中国是否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普遍价值,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待中国,任何高估或轻视的做法都是禁忌。对于韩国来说,需要对中国从反复性活动中体现出的独特规律进行冷静分析,之后有的放矢地制定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国际利益的方案。

◆全家霖 = 政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韩国国防部政策顾问,忠南经济蓝图委员会委员,大陆战略研究所理事等职务,曾任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高级研究员和湖西大学中国山东省威海创业孵化中心总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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