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旅程还有多长，中间还会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只能给汽车加满汽油，先出发上路。”

这是6月8日政府某高层相关人士在发布“结构调整推进计划”之后说的话，很好地体现了政府当日所发表对策的核心内容和局限性。市场对结构调整的最大恐惧在于担心造船和海运企业的火苗会蔓延到金融圈，导致整个经济陷入信贷紧缩。政府决定成立“资本扩充基金”来应对政策性银行的不良经营问题，也是为了防止这一局面。

政府决定用手中的国有企业股份直接为最急需进行资本扩充的进出口银行出资1万亿韩元。韩国央行也决定为政府所有的企业银行最高提供10万亿韩元资金贷款，决定在这笔资金的基础之上，再由企业银行拿出1万亿韩元，共同成立11万亿韩元限度的资本扩充基金，之后在政策性银行需要资本扩充时再从中拿出一定金额使用，相当于为结构调整号巨轮加满了“汽油”。

同时，政府还决定本月末将造船业指定为特别雇佣支援行业，为失业者提供支援等，设法缓解冲击力度。在缺少“指挥塔”的指责声中，政府将内部结构调整促进机构从副部长级协议机构升格到了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柳一镐负责主持的相关部门部长会议。相当于由副总理亲自主持结构调整工作，取代了此前由副总理、金融委员长、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官等人在青瓦台进行非正式见面的所谓“西别馆会议”。

然而，政府并没有提出如何重组造船、海运等脆弱产业的“大蓝图”。也就是说，“结构调整号”的巨轮在没有设定航向目标的情况下就已经宣布起航。由于相关行业的前景等未来预期充满不确定性，现在确实不好绘制产业结构调整的清晰蓝图。但结构调整的主体和性质依然暧昧不清。冠上“产业结构调整”名称的造船业结构调整计划实际上是在没有先发事业重组和调整的情况下，以“Big3”提出的个别企业“自救方案”为中心制定而成。这一计划的核心事实上在于假设不景气局面持续到2018年，并在此基础上缩减人力和设备，力求“挺到”这个时期。但在此之后如果行业景气没有任何改善，结构调整的压力必然将被过度到下届政府。

政府之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表现得犹豫不定，与“责任论”也有很大关系。这次计划的过程中似乎也有意将筹备结构调整资金的压力转给韩国央行，将不良问题日渐深化的责任推给政策性银行。其中虽然包括削减薪酬、缩减组织、限制高管转职等向政策性银行追究责任的内容，但对于如何防止和监督政府和政治圈出身人士“空降”的问题，却丝毫没有提及。将为援助中小企业而成立的信用保证基金用作大企业结构调整，也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前任产业研究院长金道薰说“产业银行居于政府的影响力之下，而政府要受到政治圈的压力，政府和政治圈一边介入，一边却不负责任，属于一种扭曲的结构”。高丽大学教授朴景绪（经营学）说“由于金融产业的结构脆弱，资本市场未能在结构调整和收购合并（M&A）中发挥主导作用，才是根本问题所在”。检察总长直属的腐败犯罪特别调查团当日已正式对大宇造船海洋高达数万亿韩元的会计造假和经营层腐败问题展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