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看来,“烛光政治”中包含有六个特点。首先是“生活政治”。烛光集会的起因是政府在美国牛肉进口谈判中的荒唐表现。如果说过去社会运动的主要议题是民主化、劳资关系等宏观上的制度,那么这次的议题则是关系食品安全的、微观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社会正关注着与制度政治相对的生活政治的登场。
其次是“参与政治”。市民们的直接走上街头是由对“代议政治”的不信任引起的。当政府和政党无法完全发挥自身作用时,集会场(agora)就会应运而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历史上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的社会已经具备了1987年的民主化运动、2000年的落选运动和2004年的反弹劾集会等经验。
第三是“风险政治”。烛光集会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风险政治”的新型政治的征候。目前,社会纠纷的领域正从传统的阶级社会矛盾转变为环境、生命、和平等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矛盾。尽管目前并未爆发,但政府如果将大运河政策强制付诸施行,那么很有可能引发像今天“牛肉事态”一样的严重冲突。
第四是“认同政治”。市民们高举的烛光中,满含着他们希望体现自身主体性、希望自身的存在获得承认的期盼。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过对“认同(recognition)政治”的体验。在2002年11月的烛光集会上,人们高呼“韩国国民与美国国民是平等的”,并要求惩罚令两名初中女生含冤而死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就是“认同政治”。
第五是“数码政治”。网上与网下的界限正在消除,这是烛光集会所展现的又一特征。人们在网络上热烈地进行各种讨论,集会的全过程也被实时转播,而手机则一气呵成地拉近了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距离。
第六是“价值的政治”。贯通于对应“代议政治”的“生活政治”、对应“权威政治”的“参与政治”、对应“阶级政治”的“风险政治”、对应“权威政治”的“认同政治”之间的,便是“价值的政治”。对于人们来说,实现自我、生活安全、两性平等等后物质性(post-materialist)的价值,其重要性已丝毫不亚于经济生活的提升等物质性的欲望。与“欲望的政治”相对的“价值的政治”正在我们的社会粉墨登场。
“烛光政治”象征着我们社会的变化和民主主义的进步。保守派将国民仅仅看作支配的对象,进步派将社会运动仅仅看作政治运动的手段,但无论采用哪一派的视角,都无法完全理解烛光集会中所包含的信息。或许,通过“烛光政治”,我们的社会才能够从“统治的时代”过度到“治理(governance)的时代”,才有可能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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