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说的“革新”并非特定个人或企业一闪而过的创新念头，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整体自发创新（草根创新，grassroot innovation）”。他指出，广阔范围的革新才是生产力的源泉。费尔普斯教授在已经翻译到韩国国内的著作《大繁荣（原书名为Mass Flourishing）》中强调“革新最需要的要素是社会能动性”，“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源自领导者未能充分理解社会能动性的重要性”。
本报评论社论主笔李夏庆3月24日在中国海南省博鳌采访了出席“博鳌论坛”的费尔普斯教授，谈话主题自然是革新。在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强调“只有当革新的精神普及到整个韩国社会，才能创造出充满魅力的工作岗位”。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如同外界评价一般“将革新提高到了生产要素的高度”。
-您的著作《大繁荣》在韩国也很受欢迎，您希望通过这本书向韩国读者传达何种信息？
“我想建议韩国把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想象力展览馆（imaginarium），使平凡的人也可以一起参与创新。创造一个即便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也可以为开发新产品贡献创意、思索新式生产方法的社会。”
-您强调革新应由民间主导，但韩国政府成立了未来创造科学部等，正直接出面主导革新。请您介绍一下政府主导革新的优缺点，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成立专门的部门引领创新，是个很有意思的做法。有人出面主导革新，总是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但政府若想带动并使用民间的革新资源，还需要对这一做法进行重新思考。民间的革新源自数百万人为制造出新产品而相互竞争的过程。相反，政府的革新则建立在少数有限的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之上。民间的革新力量当然比政府更加卓越，这一点在韩国也是一样。设法使民间拥有足够的动力去发挥革新能量，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您如何评价韩国的革新能力？
“我对韩国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感觉韩国的革新都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比如三星等大企业，而没有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如果能够为革新提供奖励，使革新可以扩散到整个社会，经济一定会出现增长，也将为韩国经济提供新的机会。”
-韩国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投资效率却非常低。如何提高研发效率已经成为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课题。如何才能提高研发投资效率呢？
“研发投资多集中在非新生领域，还有不少研究只是为研究而研究。研发低效并不值得吃惊，因为情况本就这样。”
-据悉，您经常参加博鳌论坛，并经常前来中国旅行。中国现在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倡导活动，您如何评价？
“中国的革新能力在2010年位居世界第四，但现在已经超过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在革新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国家。中国不仅已经拥有数百乃至数千名具备开拓精神的革新家，十年后这一数字还将增加十倍。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非常旺盛。除去因为其他方面错位导致的一些问题，中国的革新将会大范围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革新并非源自科学实验室。只有从企业和基层产生的革新才能创造出有魅力的工作岗位。不能一味从外部学习革新，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抓住革新的机会。我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拥有很强的能力。”
-听上去感觉这样下去中国的革新能力将会超过美国，是这样吗？
“那取决于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笑）
-那么，美国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呢？
“美国的革新能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从体现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总要素生产率（劳动与资本生产率）来看就可以看出。1972年这一数字还停留在2.26%，但现在只有1.1%的水平。美国所有地区的革新能力都下降了一半。现在还保留着革新能力的只有硅谷，但硅谷占美国经济的比例很低，并不足以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发生变化。”
-您说美国的革新能力大幅降低，令人震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大致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是科学家未能研究出可以运用到商业中的科学成果所致，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另一种主张是因为科学有所进步，但研发投资不如以前那么充足。这一看法也不能令人满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设立科学财团投入巨额研发资金，但效果同样不尽人意。美国也成立了国家科学财团，一样未能取得重大成果。我认为，问题主要在于缺乏革新。革新总是产生自民间和企业，但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多障碍，因而才导致革新能力衰退。”
-美国也有过“革新的时代”，对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革新的历史。革新一般都以大规模的形式涌现。英国是第一个。1815年蒸汽机发明后，英国人制造了火车，并在英国全境铺设了铁轨。生产效率从此大幅飞跃。人们开始创造新产品，并为新的方法论感到兴奋，开始不断扩大技术。这也是很多历史专家将1815年视为现代起点的原因。这股浪潮在1825年~1830年左右传至美国，很多人开始为新的产品和生产方法感到兴奋。一般劳动者、教育者也纷纷被革新所吸引从而参与其中。正如林肯总统在演讲中所说，1855年的美国人对新事物充满热情。美国革新的成功得益于所有产业的努力，并非一两个产业做得好就可以。应该关注的是，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自下而上掀起的一场革新热潮。进入70年代后，这股革新能量逐渐衰退，导致经济开始失去活力。只有恢复19世纪的革新能量，美国经济才能复苏。”
-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需求不足，革新是供应方面的问题，能够有助于提高需求吗？
“这是个好问题。革新不仅会对供应层面，也会对提高需求起到帮助。我们来看美国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生产率下降，企业开始不愿雇佣新人。由于对持续增长缺乏自信，企业不会产生克服一切困难维持雇佣的想法。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革新能量下降。因此说，只有革新才能够增加需求。为了世界持续发展，总要有人去革新。”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大话题，革新可以对包容性增长做出何种贡献？
“革新可以一手带动增长，一手为构建包容性社会作出贡献。”
-福祉扩大会对革新产生何种影响？
“一般观点认为，失业补贴、失业保险、退休项目等福祉政策会降低人们革新的动机。也就是说，国家的保护会遏制民间的创造性。我也曾这么想过，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瑞典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福祉可以对革新有所帮助，因为可以使国家和企业分散项目失败的风险。问题一般发生在政府打击民间革新势头的情况中。市场上一旦出现新生企业，政府就会倾向于保护现有的大企业，妨碍新生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政府如果介入保护现有企业，那么这种保护将成为革新的毒药。”
-您曾在2010年大胆提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银行，只为新生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和股份投资，这一提议实现了吗？
“感谢您问到这个问题。美国有一个专为农业领域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信用银行（Farm credit bank），只向农民提供用以购买肥料和农用器械的贷款。因此我主张按照此种方式设立一个面向年轻企业和新生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信用机构。这一提议未能获得接纳，但听说美国财政部计划设立一个类似的金融基金。将以财政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非议会法案的形式进行。这是典型的‘奥巴马风格’。我觉得韩国也可以尝试引进这种制度。”
埃德蒙·费尔普斯简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效果和影响等问题的该大学研究所“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担任所长。他为“宏观经济政策长短期效果的相互关系”研究做出的领域获得认可，于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为经济政策决策加入时间要素，提高了政策的时效性，因而备受赞誉。他曾在美联储（Fed）和美国财政部担任经济顾问，毕业于阿姆赫斯特大学经济学院，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9年），出版过《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和《Rewarding Working》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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