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现代汽车副会长郑义宣(46岁)最大的苦恼之一就是“中国销售量减少”。现代·起亚汽车今年1~7月在中国销售了89.8万辆,同比减少9%以上。占有率从10%左右下降到8%左右。大规模“下调价格”的方法也不管用。最终上个月大批更换了中国高管层。此外美国汽车和德国汽车的情况也差不多。
然而,原因并非“暂时的内需停滞”。KOTRA中国事业团长张柄松(音)指出,“与销售量相比,生产过多车辆的‘过剩生产’结构正在形成固态”。有人指出,中国现在正在经受“不发达国家→高速增长→生产设备增加→过剩生产→内需萎缩→增长率弱化”的结构后遗症。这是一种“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钢铁行业可以更加明确地解读中国产业界变化的本质。中国现在有163家钢铁公司。这些钢铁企业2001年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是14%左右,但去年上升至55%。POSCO经营研究院钢铁研究中心负责人申贤坤(音)说明称,“一开始因为用于投资中国国内的建设和基础设施而增加生产量,但出现‘供给过剩’的弊端”,“在韩国也出现大量中国产‘低价钢铁’”。去年中国产钢铁进口量达到1339万吨,同比急剧增长了34%。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韩在镇(音)判断认为,“现在因为过剩投资,正如预期的那样增长,但到处都‘患病’”。特别是地方政府为“确保雇佣、财政”而对钢铁、石油化学等装备产业增设大力投资,但这样不仅导致“生产过剩”,还扯了韩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后腿。
此外,中国推出“新常态”也是由于这种限制。通过大规模政府主导投资和出口来引领每年增长10%的“旧模式”已出现问题。此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因受美国和欧盟(EU)景气停滞的影响,现在已改变“出口→内需”的政策,而且将会以“稳中求进”的方针实施“新常态”政策。
特别是在中国,“产业的服务化”是结构性变化的象征性趋势。1980年占有率为20%左右的服务业去年已增至48%。这样一来,韩国国内企业向中国企业供给原材料,在当地设立工厂生产产品的战略效用也只能下降。
“新常态”的目标还包括“产业高度化”的核心,现在正朝着“低费用→尖端技术”的方向发展。中国2012年发布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还包括集中发展半导体、显示屏产业。现在韩国对华出口位居第一位的是半导体,但中国筹备了28万亿韩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着手缩小技术差距。韩国产业研究院汽车·零件产业政策室长赵铁(音)担忧称“我们的出口主力产品——存储芯片领域没有特别强劲的海外竞争对手,但现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中国现在正将德国而不是韩国作为追击目标朝着制造业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目前韩国企业面临着很多应对课题。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郑永禄(前驻华大使馆经济公使)指出“国内企业的对华战略不明确,至今为止还有很多时候都还停留在出口商的层面上”。西江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金时钟(音)强调称“要在原材料等零件为主的出口中推出(根据新常态政策的)民间消费用完成品,要转变成开拓流通结构和售后服务等彻底的本地化战略”。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长李熙玉嘱咐称“要研究关于开发中国广大地区的战略或巨型城市等新市场”。
但还有人指出,有必要在预计会遇到瓶颈的产业中思考转移生产据点等“退出战略”。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泰桓表示“现在要借此契机抓紧在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中开拓‘后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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