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始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已在韩国肆虐了一个多月。即使是在数九严寒，明洞大街上也挤满了中国游客。现在商人甚至比行人还多，而且这不仅仅只有明洞如此。以观光产业等服务产业首当其冲受到中东呼吸综合征冲击，这一切即便在7月末能够结束，其利益损失额预计也会达到10万亿韩元。如果持续至8月底，预计损失会达到20万亿韩元。最终韩政府正在考虑“15万亿韩元+α”规模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追加预算。

　虽然在突发的危机状况之下，已出台应急方案，但因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的人在越来越多。自然国民对于事态为何会演变到这种地步的原因非常愤怒。现在，作为IT强国的韩国市民一同参与，通过SNS讨论中东呼吸综合征扩散的原因，公愤正在逐渐扩散。

初期应对失败的防疫当局自然成为了“全民公敌”。不幸的是，首次感染者和超级传播者所到的三星医院急诊室遭到大众的谴责。不仅是医院负责人，就连集团领导也不得不出面低头向国民致歉。 　

作为现医疗制度以低价、高效率运营所衍生的产物，即过度密集的急诊室、多人病床、薄弱的公共医疗和家属看护文化等各种制度问题均在在凸显。因此次事态，防疫当局和医疗制度被大起底，政府正对此推出多种改善政策。

问题是如果仅各种制度健全，韩国社会在遇到新传染病时是否能有效应对。

无论是哪种领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式都反映了这个共同体的整体水平。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也是如此。制度的问题暂且不谈，迄今为止暴露出来的市民意识就让人不禁对韩国这个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11位、教育水平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地位产生怀疑。

比如，医疗团队和其家属现在还在冒着生命危险照顾患者却被视为疾病传播者，遭到冷眼和排挤。他们遭到排挤一事并没有医学依据。

社会氛围如此，患者和其家属也不可能表现出作为发达国家市民所应具有的意识。实际上，像现在这样疾病扩散，患者和家属未向医疗团队坦白也是其中一大因素。例如，首次感染患者并未告知自己曾去过沙特，使80人感染的超级传播者也隐瞒了曾在平泽圣母医院接受治疗的事实。向建国大学医院传播病毒的患者、使江东圣心医院治疗中断的患者也未对医疗团队告知事实。其结果，出现了很多感染者和隔离者，最终让大型医院停止治疗。当然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坦白事实，也不能排除未能得到及时、合适的治疗而辗转各医院的可能性。但最后导致个人为回避自己的危机而将一切转嫁给更多人的结果。

隔离者们也是依然去国外出差、打高尔夫、讲课和使用公共交通等，以各种形态脱离隔离范围，结果新增病例申报一天达到25项。

　 就算说只要是与中东呼吸综合征相关，整个社会都会把自私极大化也毫不为过。

实际上，在医疗现场，隐瞒曾去过暴露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危险中的医院事实的患者和家属、无视隔离规则直接去医院的隔离者并不鲜见。只是没被媒体曝光而已。

情况如此，在安心医院以所有患者为对象输入中东呼吸综合征查询系统，查询密切接触者可能性，再制作中东呼吸综合征选择问诊表和誓约书等，正在设立多重监视网。医生和患者间要互相信任和依赖的治疗行为是以不信任为前提开始的。　

到底是谁把韩国社会弄成如此让人不信任，自私心态蔓延的地步呢？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好似社会领导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举一个例子，只看社会领导层听证会就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对着全体国民泰然自若地说谎话的。也许是在领导层追求私利的氛围中，中东呼吸综合征事态一发生，防疫当局、医院、患者、监护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毫无心理负担地就隐瞒了事实。

就像是在非典、甲型H1N1流感和MERS事态中所看到的那样，新型传染病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以新的形态来威胁韩国国民。此时，无论如何改善医疗系统和医学技术，单靠这个来阻挡传染病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从现在开始，也要打造拥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和负责任的市民社会。而社会领导层自然要起好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