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了《中美达成削减碳排放协议》。协议主旨为，美国决定截至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限度降低至2005年水平的26~28%，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2030年为顶峰，此后保持这个水平”。而且中国为将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在顶峰值，承诺将现在10%的无公害能量使用比率扩大到20%。

据悉，起初美国主张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顶峰年限定在2025年，但中国一直坚持在现在产业结构上进行要延长到2030年。由此，虽然美国煤炭生产据点肯塔基州的参议院议员麦劳克（音，共和党院内总务）反对此次协议，但奥巴马总统还是迅速与中国签订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施计划。作为报答，中国决定让步，大幅缩减煤炭使用，大力提高无公害再生能源比重。1997年，美中两国曾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一个国际气候变化方案），此次协议同意关于缩减碳素排放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算是为2015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环境峰会提供了基本方向，意义重大。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公害排放国。以2012年为基准，中国占到世界碳素排放的27.2%。美国为14.4%。因此，中国减少碳素排放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中国成为公害排放首位始于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在减少公害的过程中也存在时间上和物理上的限制。即，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虽然使用煤炭既会损害国民健康又会缩短人类寿命，但改革以使用煤炭为主的产业结构难度很大。

　中国工业化核心战略生产的80%以上是以煤炭为基础发展。水力占11%，天然气占4%、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只占2%。在中国能源的源头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也占到70%。世界平均为30%，美国为20%，印度为53%。相反，石油、天然气和再生能源等只占30%(世界70%，印度47%)。因此，在短时间内将电力生产和产业用能源,取暖用能源更换为无公害能源就中国的产业化现实来说非常不容易。在能源消费中，将天然气的比重从4%提高到8%也要到2025年。即使是减少煤炭需求，截至2020年能从70%缩减到62%也是最好的结果。

第二，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速度也是个问题。回顾温室气体排放比重，2001年美国的比重为20%时，中国的比重为14.4%，但在高速发展后的2011年，中国的比重急剧增加到24.1%。最终，与比重为15%的美国形成逆转，中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首位国家。

而且回顾1950∼1989年的四十年间和2011∼2030年的二十年间的人均碳素排放量，中国从初期的3.2吨到9.5吨，大幅增加了三倍以上。美国在该期间人均排放量从16.7吨增加到21.9吨，只增加了25%。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在这种产业结构下，截至2030年缩减温室气体是一项多么艰难、极具挑战的大工程。

中国以此次协议为基础进行缩减计划本身就困难重重。即使如此，中国还是果断接受挑战。首先，决定扩充其间一度禁止的核电站建设，截至2020年将发电量增加到5800万千瓦，增加幅度为现今的三倍，大幅扩充水力发电和作为替换能源的无公害发电，将80%比重的煤炭用发电缩减到60%左右。

问题是虽然进行这种缩减，出于中国的产业结构，截至2030年绝对需要时间，而且到那时温室气体排放只会增加。因此虽然中国举全国之力扼制公害，但从中国飞到韩半岛的可吸入颗粒截至2030年似乎不会减弱 只会更加严重。乘着随蒙古戈壁沙漠的干旱和低气压而来的上升气流飞到韩半岛的黄沙浮尘中50%以上通过中国东北部的产业地带。最终，每到春天，韩国只能继续长时间忍受来自中国的重金属可吸入颗粒的折磨。

不久前笔者看到了《中央日报》报道的中国制作的《女儿脑肿瘤的原因》的揭露雾霾的纪录片有2亿名以上的中国人点击观看的消息。中国的公害已经不是别人的事情了。但截至2030年还没有良策。同病相怜的两国国民还将继续忍受雾霾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