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共犯被关押在不同的审讯室。当时审讯官侦破案件唯一的希望就是招供，如果两名共犯都缄口不语，那么他俩都会被释放。但是两名共犯互相不信任对方而向审讯官招供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别人先招供会给自己带来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某些选择对于个体来说是最佳选择，但对整体来说却有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

最近韩国国内的银行与上述情况极其类似。如果不贷款给那些被逼到绝路的建筑公司或是出口型企业，那么这些公司或者企业很难逃脱集体破产的厄运，提供贷款的那些银行也病入膏肓。银行应该最清楚这一点，但没有一家银行肯率先迈出这一步。因为无法知道哪一家企业会正常经营，哪一家企业会破产。即使自己先放款，但如果那笔款项流入其它银行，那等于是“涨了别人威风”。对于某些银行来说，暂停贷款业务直到形势明朗是最佳选择。

总统已经不厌其烦地六次让银行放松银根，但银行依旧不为所动的缘由就在于此——银行本身是很难摆脱“囚徒困境”的。这并不是个别几家企业的问题，而是在当前大局不稳定的情况下银行间相互不信任。无论政府向银行注资多少，终归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此下去，有可能导致企业和银行一道破产。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应该及时清理那些亏损企业，只有将那些生存无望的亏损企业清理掉，其它企业才能实现资金的顺利周转。

金融圈为了建筑公司的重组而出台的“银团合约”总让人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长痛不如短痛”的初衷到后来越来越被淡化，甚至连政府相关人士也出面说好话，说这不是“毒药”而是“良方”。面对建筑公司互相死撑死赖的局面，感到无比焦虑的反而是政府和银行。

1997年“外汇危机”即将到来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年1月韩宝集团于遭遇破产危机，3月，三美集团于濒临破产边缘，紧接着真露集团在4月也遭遇破产危机。惊慌失措的金泳三总统下令时任经济部长姜庆植“不要再让大企业倒闭”。于是，金融圈赶忙出台了一个怪异的“缓期破产协约”方案。顾名思义，就是不让大企业支票发生拒付的约定，好比给急需手术治疗的患者注入很多抗生素。但副作用马上就显现出来——起亚集团钻了“缓期破产协约”方案的空子，硬是拖了107天拒绝进行结构调整。相信这里没有必要说明我们为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银团协约是此次结构调整的第一个步，能否走好此步将直接影响今后应对危机情况的处理能力。不能让亏损企业抱有“撑下去就能翻身”的侥幸心理。但李明博总统却“混淆视听”——数次对银行下令，禁止银行在“经济萎靡不振时紧缩银根”。总统的话并没有错，但一想到即将对建筑行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金融圈会怎么理解这种指示便不禁令人担忧。因为金融圈很有可能会将总统的指示误解为“不要再让建筑公司破产”。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征兆，甚至出台了在大张旗鼓地清理了几家亏损企业之后，将其它建筑公司一揽子纳入协议范围内的提案。就好比对危急病人不进行大手术而是用药物慢慢进行治疗。如果这样能救活患者（企业）该多好，但抗生素处方通常会带来副作用。当“患者”真正病入膏肓时就已经为时已晚，软弱无力的老百姓终将为其“买单”并付出承重代价。10年前我们已经有了类似惨痛的教训，难道现在我们不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