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权力的二把手张成泽的访华引起了对金正恩体系改革开放话题的新一轮讨论。张成泽此番中国行由于访问团规模、仪式以及在朝鲜新经济改革措施6·28方针轮廓出来之后马上访华这些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因为金正恩“不再让人民勒紧裤腰带”的4·15（金日成诞辰日“太阳节”）演说和具备国际嗅觉与改革倾向的张成泽的掌权，部分人过早地期待朝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开始正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

事实上，至今为止对于朝鲜改革开放的问题一直有着两极分化的单线水准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做肯定发言，或者朝鲜在新年贺词中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就意味着朝鲜马上要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另一些人举了以往的例子，认为这些不过是政治修辞罢了。但无论哪一方都未对朝鲜改革开放面临着的内外环境和结构做过深层分析。

若要使对朝鲜改革开放问题的评论具备说服力，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到对朝鲜体制耐久力根源的理解。朝鲜在90年代中期之后经历了最为严峻的国家危机，而朝鲜却走过了这段苦难的行军。因为朝鲜凭借最小化核心统治集团坚固的凝聚力而非人民的支持，使体制得以维持。

朝鲜最高领导人为了维持体制，比起让人民吃饱更要紧的是保障核心精英势力的政治、经济特权。朝鲜的核心精英集团在国家之外几乎没有追求经济利益的机会。为此，只要最高领导人将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稳固地提供给这些人群，那么他们从权力队伍中脱离的可能性就极小。“独裁者不能为了让人民过得好而掏核心支持者的腰包”，这一警句刚好符合朝鲜的现实。

金正日生前曾几次试图进行所谓“朝鲜特色”的改革开放，然而每次都失败了。理由很简单，因为这违反了体制顶梁柱——统治集团的利益。因为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新兴市场势力的强大会导致统治集团的扩张，这不久便会威胁到原有精英集团的既得权利。

中国渐进式、阶段性的改革政策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中国进行了“败者最少化的改革”。也就是说用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弥补因改革而减少的精英集团的政治特权。但是，朝鲜因为市场规模限制等原因，无法像中国一样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发展，也无法安抚精英阶层因特权减少而产生的不满。况且，满足因改革而造成的人民的期待和欲求比安抚精英阶层要难得多。

朝鲜体制虽然对维持原有秩序有着很超凡的能力，但对于改革的免疫力却相当脆弱。因此，朝鲜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不得不选择设立经济特区的点分散型开放政策，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不顾体制危机重编整个政治框架。典型事例就是罗先地区和黄金坪·威化岛地区的朝中经协项目。张成泽的主要访华目的也是与中方商议这些地区的共同开发和管理问题等。

若想看清朝鲜是否真正进行改革开放，就有必要反复体会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悖论。那就是，革命不是在情况恶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而是在情况好转的时候发生的。朝鲜应该重新思索这一命题，思考能使败者最小化的政策的真谛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