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宣布维新之后首尔政治局势逐渐恶化的1974年1月25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办公室召开了紧急参谋会议。美国驻韩大使菲利普·哈比伯（Philip Habib）的所有发言都异常紧迫。

他指出，韩国市民们针对朴正熙政权的权威主义的抵抗逐渐加强，如果放任不管，不仅政治会越来越不安，还有可能触发反美情绪，同时朝鲜还有可能借机采取冒险主义性的军事行动。他大声疾呼美国必须摸索介入韩国内政并更换朴正熙政权的方案。

但基辛格的反应却不一样。他坚定地认为：“虽然美国不会站在压制政府的一边，但进行政府更迭同样是不可取的。”他还表示：“我正在努力消除美国国务部总是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特别是同盟国家内政的惯行。”他还给出了行为的方针：“与其说服韩国认可美国对于民主主义的见解，更重要的课题是必须把握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都不允许对韩国国内政局施加任何压力”。

重视所谓民主主义和人权的价值（value）扩散的沃尔森式理想主义（Wilsonian Idealism）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方针的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这就是蕴含在哈比伯和基辛格短暂论证之中的深奥的政治哲学背景。美国虽然总是使用沃尔森式的修辞学包装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但如果窥其内在，实际的政策仍然是以不动摇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

每当华盛顿忘记这一基本姿态并过度热衷于这种“价值外交”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利益就经常会受到致命的损失。1970年代后半期卡特（Carter）的人权外交如此，以新保守主义（neocons）的“道德绝对主义”为基础的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单边外交政策也是如此。

所以这是非常不吉利的。因为李明博政府就总是强调的“以共同的价值和相互信赖为基础的一揽子战略同盟”的话。6月15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在美国洛杉矶国际问题协议会(WAC)上通过政策演讲再次强调了“价值同盟”的重要性。他认为：“和那些立足于冰冷的国家利益算计的同盟相比，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同盟要更具互惠性和连续性。作为一揽子同盟韩美同盟更加注重名分并伴随着困难决定。”这就是说“伴随着韩美同盟的发展所产生的费用当然要有韩国支付”。这也是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后反复力说的决定版。

为什么需要同盟呢？这是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所带来的威胁。每当自己的力量无法独自应威胁到自己生存的敌人的时候，就会与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同盟是为了实现“生存”这一国家利益的道具，同时如果违背国家利益的话，同盟的性质就变了。难道不是有一句国际政治格言叫做“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国家的利益”吗？价值不能优先于国家利益，以价值为理由也不能将同盟与连续性存在捆绑在一起。这是因为同盟其本身如果成为目标的话，为了维持同盟就必然会陷入再创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和威胁的陷阱之中。

还有一个更加难解决的问题。价值是多元性的事实。韩国虽然相信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是普遍价值，但不同意这一看法的国家也有很多。难道韩国能将相信“其他价值”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朝鲜等国家看做是共同的敌人吗？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十字军的这种外交果然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吗？反而是“和而不同”的这种东方式价值要更加明智。

最严重的部分是抛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种多边合作机构转而通过与美国的双边同盟来解决全地球性的问题的想法。如果韩美同盟的外延扩大到叙利亚大屠杀和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那么韩国又能收获到什么好处呢？价值同盟所推出的请款条是否含有让韩国国民承担的用意呢？如果像茶叶党（tea party）这样的极端政治胜利主导美国政治并盲目的进行价值外交的话，韩国又会跟随美国到哪里呢？

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向全世界扩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对于韩国来说更加紧迫的是预防战争并构筑和周边国家和平的现实政治外交。这就是在韩国战争62周年的早晨，再次回想基辛格的“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