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忠清北道务农的金洪植（音，61岁）过去的几年里一直被噩梦缠绕。这是因为卖掉村会馆建筑后，在分配钱的过程中居民之间产生了矛盾。居民A某前后共13次刑事控告金某等伪造文书和贿赂。即便在大检察厅鉴定文书之后判定为无罪，A某仍然反复抗诉、申请重判和陈情。最终，他被起诉诬告和制造伪证，被判刑8个月。金某说：“在被警方和检方传唤的过程中，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不分青红皂白的控告是韩国社会历来的通病。据法务部称，截止2009年的所有刑事事件中，控告事件的比重有27.35%，是日本（0.48%）的57倍。每10万人口当中有1246人被控告，是日本（7.26名）的171倍。然而，在控告事件中最终被起诉的比率最近5年仅停留在18.7%左右。这样胡乱控告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性费用支出。无辜被控告的人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还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为了处理控告事件，还会造成真正需要调查的地方未能被法律所触及的恶果。这是因为社会底层的人总是想“只有刑事控告才解气”或者“比起民事控告，刑事控告能更快解决”。

韩国政府最近在国务总理金滉植的主持下召开了现场报告会，决定推进交易惯例的先进化、受害救济的实效性强化并防止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纷争。这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公证的效力，不断推进法制教育。将合约等事先进行公证，防止演变成为刑事事件。在德国和法国进行主要法律行为时，准备公证证明是一项义务性的工作。扩大为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的“法律家庭医生”也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审判官和检察官的重要作用。在调查和审判过程中，应该注意原告和被告的受害意识和负面情绪是否深化，并倾听事件当事人的声音。高丽大学教授郑永焕称：“打开当事人们的心结是十分重要的。”注意在通过驳回控诉和严惩诬告等减少控告、告发的过程中不要加深了当事人们的委屈，产生副作用。

同时，一直以来都有批判称，部分律师起到了为了接案子而在中间加深矛盾的作用。由于今年第一批法学院（law school）学生毕业，到了法律从业人员一年内新增2500名的时代。我们应该考虑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法律服务，避免出现越来越多的跟着救护车跑加深矛盾的“蹩脚律师”。为了巩固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社会资本，韩国社会有必要深刻反省“控告上瘾”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