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军的作战指挥权在美军手中，作战的最高直接负责人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但实际上，在韩国国土上发生的大部分战争都是由负责地上部队作战的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指挥。
李承晚总统假如通过陆军本部的宪兵兵监来进行全面释放反共俘虏的动作，将不可避免地被指责违反了与美国就作战指挥权的有关协议。李总统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才重新创建了不在国军编制内的“宪兵总司令部”，从而避免违反1950年6月《大田协定》中将国军作战指挥权交与美军的协议。
马克·克拉克将军进行了强烈抗议，但事情已经是覆水难收。美军为收拾残局，不得不出面向共产方面解释，这起事件纯属李承晚总统的个人行为，与美国无关。
但美军却无法将释放的俘虏重新抓回，因为那将不可避免地与韩国国军发生武力冲突。李总统释放反共俘虏这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就这样被默认。李总统以美国和联合国军参战国，以及朝鲜、中国和苏联为对手使出杀手锏，并赢得了这场较量。
李承晚总统这种令人防不胜防、无法预测的“杀招”令美国十分头疼。当时美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最担心的便是，李总统是否真的会强行单独北进。事实上，当时李总统确实曾数次向马克·克拉克等美军最高指挥官表示“韩国无法接受停战，即使孤军奋战，也要北进与金日成的部队和中国军一决胜负”。
单独北进——从李总统怀着亡国之恨进行了半辈子独立斗争的经历来看，他非常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从现实出发，必须对胜负利弊进行衡量。特别是作为韩国国军的指挥官，站在我的立场上，更是需要对单独北进的现实可能性进行透彻的分析。
结论得到，单独北进是不可能的任务。我认为，李总统口中的“单独北进”只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他应该也很清楚，单独北进是非常不现实的主张。
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任美八军司令时大力推进的“国军战斗力增强计划”仍在进行中，虽然国军兵力从韩国战争爆发初期的区区10个师团增加到16个，武器装备也从原本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了拥有美军援助的155毫米野战炮，火力大增，但仍然远远不够。
因此，单独北进只是口头说说罢了。如果当时中共军撤离了韩半岛北部，单独北进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朝鲜军在战争爆发初期虽然攻势猛烈，但经过一系列的打击与挫败，已经处在支离破碎的地步。在美军、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的联合北进过程中，朝鲜军几乎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虽然据说部分朝鲜部队流落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重组，恢复了一定的气力，但他们的战斗力仍然不是韩国国军的对手。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共军，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虽然在火力装备和物资补给方面比不上美军，但随着停战谈判的进展、前线情况逐步稳定，中共军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元气。
只要他们还在韩半岛北部，韩国国军单独北进就是天方夜谭。虽然国军在不懈地增强战斗力，但实力仍不足以与中共军相抗衡。
情况虽是如此，但李总统仍丝毫没有放弃单独北进的意思，为说服他改变想法，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时常往返于首尔和东京之间。但随着美国以停战为前提许诺将与韩国签订《相互防卫条约》，李总统通过释放反共俘虏向美国表明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事情出现了转机，李总统也开始逐渐接受“不能北进统一”的现实。
当时的局势再次朝停战的方向发展。在李总统释放反共俘虏之后，克拉克将军反复劝说李总统接受停战，向他分析“利用停战来充分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是眼下最现实的选择”，李总统似乎也逐渐开始接受这一现实。
由于李总统释放反共俘虏之后，共产军方面并没有如预期一样表现出激烈的反应，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也打算继续推动签署停战协定。1953年6月25日，美国政府派遣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率代表团前往韩国，按照对韩国政府的承诺，以停战谈判为前提，与韩国就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和对韩经援等问题进行协商。他们与韩国老练的战略家李承晚总统展开了18天的漫长谈判。李总统全心投入谈判，态度之认真细致，连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我也在景武台数次观看了谈判过程，总统带着外务部部长卞荣泰等几位官员与美国代表团进行谈判，过程中李总统的表情一直十分坚决。
以接受停战为代价，为了尽可能多地从美国得到利益，李总统在谈判过中孤军奋斗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美国代表团似乎也为李总统极端的态度感到无奈，看上去非常疲惫。这样，停战进入了倒计时。
前线依然平静如水，但其中却酝酿着不寻常的波动。中共军的活动忽然频繁了起来。前线开始不断发生小规模交火，其背后充斥着中共军的影子。总之，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渐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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