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晚总统一直对韩国战争期间被抓获的共产军俘虏中带有反共倾向的俘虏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他始终坚持“应无条件释放反共俘虏，让他们重回自由的怀抱”，毫不动摇。图为1952年7月，李总统（前排左二）访问俘虏收容所，受到了俘虏们的热烈欢迎。【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罗杰斯是曾与我同甘共苦的战友，当时他还是少将军衔，他领导的顾问团是美军第八军和韩国国军之间交流的桥梁，经常与我同步行动，我们常常一起视察前线，并一起进行日常工作等。虽然美八军的司令部在首尔，但由于经常需要和韩国国军领导层紧密合作商议事情，因此他的顾问团设置在大邱韩国陆军本部旁边。

电话里传来了他大声说话的声音，“白将军，究竟为什么要释放战争俘虏（POW·prisoner of war）啊，这下出大事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听上去非常急迫，向我抛来了一连串的问题。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对他说“等我弄明白情况后再给你联系”。

我接起了另一部正响声沸腾的电话，那是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打来的，为的是同一件事，他听上去非常愤怒，但并未向我发火，只是说，“白总长，怎么能出现这种事情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战争俘虏为什么被释放了”？也是连珠炮般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疑。

我依然只能给他同样的回答，“请再等一下，我弄明白后跟你联系”。下一通电话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尔·克拉克（Mark Clark）的，他亲自从东京打电话过来询问。

他同样在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也只能做出同样的回答，除了重复着“稍等一会弄清楚情况后给您打电话”之外，别无他法。电话依然在响个不停，这次是负责管理俘虏的KCOMZ（美军兵参管区司令部）司令官海伦（音）少将，他正在气头上，愤怒地向我质问了一样的问题，而我依然只能重复之前的回答。我别无他法，因为这不是我该回答的问题。

李承晚总统曾向我暗示过的“任务”变成了现实。该来的总归要来，我要做的，就是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美军显然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6月18日我结束日常工作后回到官邸，虽然正常睡下了，但我心里知道，很快就会出大事。

那是在前一天6月17日，陆军本部的宪兵兵监石主岩到我办公室报告说“（元容德将军的）宪兵总司令部有异常动向”。我听完之后未作表态，心里暗自想“现在是要有动作了”。 6月18日夜，分散在巨济和论山等各地的俘虏收容所纷纷打开了大门，关在里边的2万5000名渴望自由的朝鲜军反共俘虏纷纷从收容所中逃出，瞬间便消失在了韩国民间。这是极具李总统“杀手锏”特色的一招狠棋，是一起令人震惊的“事故”。

当时负责管理俘虏的是美军的KCOMZ，但事实上，警卫工作是由韩国国军负责进行的。负责收容所附近警卫工作的韩国宪兵遵照宪兵总司令部的指示，在18日夜间从收容所撤离，给俘虏们创造了逃跑的机会，2万5000名反共俘虏从收容所逃出后，马上换上为他们准备好的百姓衣服，迅速躲进了民间。这一切过程都是经过事先周密安排，韩国的地方公务员和警察直接向逃出来的俘虏发放百姓衣服，甚至为他们引路，使他们能够迅速躲入民间。

据悉，负责俘虏收容所警卫工作的韩国国军行动非常大胆，在有些收容所中，韩国国军无视美军指挥官的命令执意行动；在一个收容所中，甚至有韩国国军拿枪对准了现场美军警备兵，直到逃出来的俘虏们安全遁入民居。此后两三天内，收容所的另外2000多名朝鲜军反共俘虏和中共军俘虏也成功逃出，这样合计逃出的反共俘虏共达2万7000多人，他们顺利回到了自由的怀抱。也就是说，在朝鲜军俘虏中，除了9000多名要求被送还的亲共俘虏之外，其他人都顺利出逃。

在这起事件中，韩国民间、国军与警察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马克·克拉克将军回忆说，在韩国战场取材的美国和西方记者到街道上想要采访反共俘虏时，警察和百姓都会为他们提供机会，但一旦美军出面想要搜查躲进民间的俘虏，大家却又守口如瓶，让美军一无所获。

宪兵总司令元容德表示“如果美军想要重新抓回俘虏，将不会坐视不管”，明确表示将对抗美军。曾在战火前线并肩与共产军战斗的韩国国军和美军几乎走到了爆发武力冲突的边缘，情况非常紧张，可谓是一触即发。但幸运的是，美军似乎并不打算发生冲突，决定停止搜索俘虏的行动。

19日清晨的气氛极为紧张，美军的最高指挥官们纷纷要求我进行解释，甚至发火表示抗议，接到他们的电话后，我首先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最坏的结局。我想到，应该先打电话给总统请示一下。于是我拿起了接待室的直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