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一直保持着同一种氛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接到去一趟东京的命令后，五名谈判代表一行人在1951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从金浦坐着美军的运输机离开了。

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去东京，只是因为一句“去一趟”的命令，我们代表一行人就坐着飞机离开了。所以，我们来不及做其它准备，只穿着普通的卡其色军装，戴着平时工作的帽子就去了。

抵达东京后，我们立即与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司令官共进了午餐。美国加利福尼亚和俄克拉何马的州长也在，他们兼任州防卫军的司令官。加利福尼亚的州防卫军是第40师团，而俄克拉何马的防卫军是第45师团。美国在日本训练师团的兵力，然后再送到韩国，而这两位州长为监督这个过程来到了日本。


正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国空军的杰拉尔德·弗格森上等兵为休假来到日本福冈的布雷迪（音）空军基地后，被选为了“第100万名联合国军休假官兵”。图为他正在接受幸运的钥匙等礼物。弗格森当时属于第3炮击飞行团，是一名B-26轰炸机的机枪射手。[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此次的东京行算是给停战谈判代表们一次休假的机会，是李奇微司令官在事先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想让代表们在东京做短暂的休息。所以，除了与李奇微司令官一起吃午餐，向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州长讲述韩国战线的战况外，并没有其它正式的日程。

剩下的日程非常自由。除我之外的谈判代表们的家属都在东京，他们都各自腾出时间与家人见面，享受着这好不容易获得的休假机会。没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市内。不仅是东京，我也会去城外，看看这个足足强占并统治了我们36年的日本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日本正在重新崛起。同美军进行太平洋战争后变成了一片废墟的东京市内到处都在建设施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工厂也经过战后修复，散发出活力。人们的表情非常明朗，并不像是个战败国。

看着这样的日本，我经常觉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正是凭借一场发生在韩国的残酷战争才得以重新振作起来。随着韩国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军加入战争，美军和国军所需的所有军需用品都在日本生产，然后再运往韩国。这算是陷入战后废墟的日本完全抓住了这场战争特需的机会。

“日本占领了韩国36年，后来又因一场爆发在韩国领土上的战争而实现了经济增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每当我行走在东京市内时，我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遗憾堵在我心间。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国家呢？想着这些时，我的内心总会变得错综复杂。

当时的我内心非常急切，特别是我们的祖国正陷入水生火热中，所以心情更是如此。作为停战谈判韩方代表的我来到东京，这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果说是海外出差也算得上，但当时的我身无分文。

我住的地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定的东京市内帝国酒店，一晚的费用是5美元。我根本没有吃饭和四处活动所需的经费，美军方面只是把我带来了，没有额外地提供经费。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来海外旅行，弄不好只会丢尽颜面。

如果因没钱支付住宿费和其它费用而欠下美军的人情，那丢的是我个人的脸，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稍有不慎就得让国家蒙羞。我不能这样，于是去了韩国代表部。韩国代表部位于东京市内银座的三越百货店前面的手表建筑大楼里。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和日本正式建交，所以代表部代替大使馆行使职能。

我一进门，曾在韩国战争初期担任国防部部长的申性模前部长就迎了出来，拥抱着我说“啊，真是太高兴了”。他因为勤于奔走在战场上并经常流泪而获得了“落泪部长”外号。打完招呼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难处。

“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我没带一分钱就来了，您能想个办法，给我提供点儿经费吗？”，我向他说起了我的情况。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申大使（当时我称他为“大使”）说“早就应该来找我”，然后爽快地掏出10万日元，递给了我。

当时日本工人的平均月薪是1500日元，所以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钱。在申大使的帮助下，我可以不用担心费用而漫步在日本市内。后来，我把用剩下的半数的钱如数还给了申大使。他说“多用些吧，怎么还给还回来了？”

总之，在申大使的帮助下，我才得以与美军代表们一起好好地逛了逛东京市内。在当时被称为日本的国民歌手的加藤和枝人气冲天，在华丽的市中心——银座大街到处都贴有她的广告牌。我还和大家一起去类似剧场的地方，观看了法国的舞蹈演出。我们还在街上吃了生鱼寿司和生鱼鱼丸。战争期间能迎来休假，这算得上一件奢侈的事。

但是，当我徘徊在东京市内时，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个从贫困国来的贫困军人，每当我从口袋里小心地掏出申大使给我钱付帐时，我就感到很凄凉。这是一种源自因国家贫穷而产生的挫败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长为一个令人骄傲的富强之国呢？当我游走在东京市中心时，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