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医疗志愿服务，在他的记忆中都非常模糊。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他曾分别去过天主教社会福利机构的忠清北道阴城郡的花村（音）和京畿道义王市的Lazarus村服务一天，之后就是10多年前去了越南两天，这就是全部。他只看着眼前而忙碌着。准确地说，他的人生在1年前红衣主教金寿焕逝世后改变了。变化的一个侧面就是去年11月末他去非洲的肯尼亚进行了8天的医疗志愿服务。

这是首尔圣母医院眼科的朱天基教授（54岁）的故事。他是首尔眼科界的一位名医。朱教授在去年2月16日金红衣主教逝世之后主刀了眼球提取手术。

“在下午5点左右，我和三位专家一起来到了红衣主教所在的地方。他看起来很安详。这个手术是我在23年时间里反复做的，但我还是紧张得流出了冷汗。”

金主教的眼睛是否可以进行角膜移植，这也让人很担心。因为他的年岁大了，而且还做过白内障手术。

“如果不能把角膜移植给别人的话，我就会太对不起红衣主教了，（以后）也没脸见他了。虽然几率只有一半，但万幸的是现在还有可能。我在两天时间里给两名等待的患者移植了角膜。”

在这天，患者们重新获得了光明，朱教授的心获得了光明。

“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现在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比起眼前，我们更要看到旁边和后面，不管什么，与别人分享才会幸福。这是红衣主教送给我的一大礼物。”

通过一个海外儿童救护团体进行的一个医疗服务的经历也给了他另一个冲击。

“只有7岁的孩子们也只进行局部麻醉就进行了手术（在韩国直至高中生都进行全身麻醉进行的手术）。孩子叫疼的话，大人们就立即按住他的全身。手术室的天棚漏着窟窿，手术器材就用酒精抹一下然后在火上烤一下就算消毒，医疗环境非常恶劣。”

接到撑住切开部位指示的护士甚至拿来经常在火上烤的铁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朱教授使因患先天性白内障而失明的5名孩子重获了光明。

“在晚上7点多从手术室里出来，没能接受手术的孩子们和父母们眼泪汪汪地站在外面。我的心太痛了。今年我还想参加医疗服务队去菲律宾或蒙古。”

朱教授推算，去年因金红衣主教捐赠角膜而重获光明的人有200名。角膜捐赠者也由2008年的97名增长到了去年的183名，同时接受角膜移植的人也从207名增长到了395名（国立脏器移植管理中心统计）。

“因为眼部分布的血管少，所以在人死后的24小时内提取的话就可以移植给其他人。但遗憾的是现在想要捐赠角膜的人很少。”

他所在的首尔圣母医院眼科的墙上挂着红衣主教唯一的书法作品。这是他的师父金在浩名誉教授在80年代的教堂义卖会上以50万韩元的价格买到的，朱教授将它要来捐给了医院。看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的字迹，朱教授又见到了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