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选择了实用性民粹主义的中国,体制将保持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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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实用性民粹主义的中国,体制将保持安定”
  • 整理:陈世根 李相谚 记者
  • 上传 2009.11.12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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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是新的40岁” (Sixty is the new Forty)

这是美国的生育高峰时期(1946~64年出生的时期)的先头部队马上开始进入到60岁的时候美国流行的口号。因为与上一代相比,相对丰足的生育高峰世代的60岁就像以前世代的40岁那样年轻,激励说这是可以期待新的出发的年纪,进行自夸。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裴宜理(Elezabeth Perry)博士(61岁,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就用这个口号来分析了今年迎来花甲的新中国。虽然认为60岁的中国就像40岁的壮年一样充满活力,但是究竟是否如此呢,还需要进行分析。因此她于11月10日在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进行的演讲的题目也定为了《60岁是新的40岁(但果然如此吗)》。

裴宜理博士在演讲之前与首尔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尹永宽(前外交通商部部长)的对话中分析说“只要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不那么认为,中国的崛起就绝对不是个威胁”。她还展望说“因为代替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导入了被称为‘实用性的民粹主义(Pragmatic Populism)’的新的统治理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有效进行统治”。

以下是本报专访的二位学者的访谈要点。

尹:“国际政治的权力正在从美国向中国移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于世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世界史的新局面。从经济的层面来看,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退几乎可以看做是个既成事实。但是在军事实力上美国是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

裴:“我们生活在美国正受到挑战的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其结果是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对于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见解表示怀疑。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否取决于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保持和平、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现实和合作的态度的话,中国将实现和平崛起;相反,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威胁的话,中国就一定会相应成为一个威胁的存在。”

尹:“为了13亿人口的温饱,必须需要经济增长。为此必须要有政治的安定,也需要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西方市场的重要性无需再次强调,为此美中两国的友好是核心前提。”

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一个中国人说中国在经济、军事上是个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国家。比起国际问题来,中国的领导人和国民把关注放在国内的安定上。他们很清楚中国的体制可能会在一瞬间崩塌,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灵活性(democratic resilience)不足。”

尹:“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和少数民族问题等多种问题。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保持了安定的政治体制,其秘诀被归结为‘实用性民粹主义(Pragmatic Populism)’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是解读现代中国的具有说服力的工具。但是很难认为中国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持续保持安定。”

裴:“很难预测中国的安定体制会维持多久,但是我认为中国会在相当时期内维持安定。过去的60年间,在很多关键时刻都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中国依然健在。我在中国的实用性态度上寻找其秘诀。中国从很久以前就展现出了实用性、灵活性的面貌。中国有皇帝首先考虑老百姓生计的传统,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也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实用性地热爱大众,这是中国共产党新的统治理念。”

尹:“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这看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使是韩国的现代史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今后中国也会实现相当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

裴:“研究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的话,可以认为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一定如此。部分富裕的中东国家还依然不民主;印度虽然困难,但是保持着相当安定的民主体制;新加坡虽然富裕,却是权威主义。富裕和民主虽然大体呈比例,但是也有例外,中国就是个最大的例外。中国是个经常违反社会科学家的理论的有意思的国家。”

尹:“中国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浓重。改革开放以后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整合变得涣散,民族主义替代了它的位置。民族主义过分依存国民情绪,这点是危险的。”

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开始的时候会攻击外来势力,之后会以应对外来威胁不力的理由攻击政府。因此,中国政府应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双重的。开始的时候支持民族主义示威,到达一定限度的时候就会阻拦。尤其是对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因为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如果变质为人种性的民族主义的话,其结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个悲剧。”

☞裴宜理博士:美国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是美国最高的中国问题智囊团——哈佛燕京学社于1997年邀请她做社长的原因。她出生于上海,曾是传教士的父母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之后,她跟随父母赴日本立教大学。1966年回国,1969年以超优异的成绩从威廉·史密斯学院毕业,1978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因为这样的环境,她精通中文和日文。她于1979年返回中国,通过以现场和文献为主的研究,主要对民众的反抗和底层政治进行了精密的分析。现担任美国学术科学院会员、亚洲研究基金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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