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向钱看”的时代，至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经济行为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腐败现象以及社会矛盾等问题如同“恶性肿瘤”一般开始滋长。特别是政府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有可能已经开始动摇共产党存亡的根基。对此，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制定与处罚腐败相关的法律以及规定已经超过1200余件。另外，随着群体性示威活动的增加，社会不稳定局面正在变得更加严重。类似于这样的腐败以及社会矛盾问题显然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所采取的增长模式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真的能够克服类似于这样的难题吗？

“应对腐败问题事关党的生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十七大当中如是强调。一位研究共产党30多年的中国元老学者指出：“当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

“腐败”与“社会矛盾”两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课题。十分有趣的是中国共产党当初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首先来看一下“腐败”这一中国现在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是与改革展开的方式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改革是以向那些将政策付诸于实践的官僚移交权力的方式展开的，而这些移交的权力最终与经济上的富裕相结合。像这样，权力与财富的两重奏虽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同时也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出现。

腐败会弱化执政党的正当性，因为腐败的核心正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自身。根据香港一份杂志的报道，在2008年一年当中，接受刑事处罚的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28万7000人。事态已经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危机意识也正在增强，共产党近来不断地制定各种政策。按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的说法，中国政府为了查处腐败所指定的法律以及规定已经超过1200余件。

但是即使如此，至今仍然没有发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这是因为正是共产党自身在主导整个试图减少腐败的斗争。为了查处共产党的腐败，必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关、自由的舆论以及市民团体等独立的腐败机构，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愿意容许这样的来自外部的真正的竞争以及监督，因为共产党认为这样的机构可能威胁一党执政的体制。

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不稳定。2000年之后，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开始迅速上升，2005年已经达到87000件。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上升，感到震惊的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公开相关资料。但是考虑到之前的趋势，预计到现在这一数字已经突破10万。中国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在根本上同样与推进改革的方式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改革重心是经济发展，并且主要由精英阶层来主导。随着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具备一定的能力以及专业素质的官僚以及经营者等精英阶层的话语权在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大众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弱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构成比例的变化就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工人以及农民仍然占据着全部共产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现在这两大人群所占据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在正式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共产党员当中工人以及农民的比例下降到了50%。这意味着随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开始向精英政党的方向进行转变。

类似于这样向精英阶层靠拢的政策虽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表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为0.22，处于十分低的水平，但是到2007年这一系数已经大幅度上升至0.496，超过警戒水平。

就像这样，改革导致了社会不公平情况的出现，同时加剧了执政党与大众之间的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无法表示自身利益诉求的底层民众开始用示威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意见。大众们认为只有事态扩大，才能够吸引舆论媒体以及中央政府的关注，从而才能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大众们开始走上街头。在中国发生的全部群体性事件当中，农民或者工人所主导的示威活动占据65%的比例。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为了能解决这些问题，并长久地掌握政权，需要采取具有革新性的措施。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做并不容易。首先，在这段时间以来，主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精英阶层开始成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对于进一步的改革持抵抗态度。另外，共产党内部很难就采取革新措施的问题达成一致。实际上，即使党的领导阶层推行党内民主这样最低限度的变化措施，也会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党内民主落后于人民民主”。对于没有竞争势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究竟如何协调党内意见，以及如何有效率地引入必要的革新举措，将对于党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金材澈 天主教大学国际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