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东京新宿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去办一件事情，回来后却发现自行车车座不翼而飞，无奈之下，只好前去附近的自行车修理店新安了一个车座。修理店老板说，最近整辆自行车被偷的事情都很多，劝我在车座上安装一个防盗器。我心想，在日本还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同时，心里感到一丝苦涩。

日本人觉得本国的治安是世界最好的，并引以为豪，但这种神话现在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今年1~6月的犯罪统计结果显示，强盗案件同比去年增加17.5%，女性手提包被抢案件增长14.8%，便利店强盗增加60%，达到487件，日本似乎一夜间成了犯罪的“温床”。日本警察厅透露，冲动型的生计犯罪占绝大多数。这让人想到，《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因为贫穷而偷了一块面包。

也许读者会说，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怎么会这样呢？但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21世纪以来，体现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持续增长，厚生劳动省决定在明年进行首次《有关贫困的实态调查》，这也充分反映了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太平洋战争之后，经济取得高速成长的日本社会“全公民中产层化”。当时，贫困在日本人心中只是一个难以体验到的抽象概念。

但自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起初，失去工作岗位、离家出走的流浪汉急剧增多，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常态结构调整使就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非正式员工的鼻祖——自由打工族（free+Arbeiter的合成语，不想受到拘束，不是以正式员工身份，而仅仅依靠打工生活的年轻人）人数激增。即便他们从事与正式员工一样的工作，也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成为了所谓的“穷忙族（working poor）”。个人生活窘困，难以缴纳年金和税金，这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尽管贫富差距悬殊，但日本的社会构造能够安抚百姓。日本最高档的帝国酒店旁就是小吃街。为了有效利用城市市中心的空间，将铁道建在地上，把下面的空间开发成餐厅商业街，向老百姓提供生计的场所。中产层和老百姓的共存意味着社会的一致。大型卖场开业导致很多小店关门营业，但至今每个小巷子里依然有各类小店。只要老百姓努力，就有生存的空间。

尽管如此，日本人仍非常生气贫困的扩大。在预定于8月30日举行的大选中，贫困差距似乎拥有“更朝换代”的力量。为了能够拉到更多的选票，日本第一在野党——民主党不仅提出应该实施高中教育义务化、生育补贴55万日元、每年儿童补贴31万日元，还提出免除高速公路过路费等大胆的再分配政策。尽管有人指出应该对“民粹主义”保持警戒，但似乎善于忍耐的日本人也是“饿极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考虑到日本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只要不流于好似鸦片般的民粹主义，李明博政府提倡中庸政策是适时、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