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韩国总统室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向尹锡悦总统发来了亲笔信，表示自己很了解韩国方面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的担忧，将继续围绕相关问题开展双边政府间协商。有人预测，根据协商结果，已成为现实的韩产电动汽车的出口损失规模可能会有所减少。这一消息虽然来得迟了些，却仍不失为好消息。但这并不能让韩国政府免于未能早期妥善应对IRA法案的批判，而且拜登在亲笔信中明确对盟国的利益表示关切，令人不禁设想，假如韩国政府没有错失黄金时机，及时作出应对，问题是否会比现在更容易解决。如今的情况可谓杀鸡用上了宰牛刀。

前日的国政监察会上暴露了韩政府早期应对不力的现实。美国公布IRA法案草案的时间是今年7月27日，除一开始的笼统报告之外，驻美大使馆在8月4日又针对电动汽车税额扣除改革方案向韩国外交部进行了深层报告。如此反应速度已不足以称之为迅速，而外交部在受理电文后的反应更为离谱。外交部长朴振在国政监察会上解释称，“当时(8月4日)我正在柬埔寨出差，所以没有接到相关报告”，“是在中国出差期间(8月8~10日)从助理那里听到(口头)汇报，然后在8月11日(回国后)才看到书面报告”。也就是说，在法案已经通过美国参议院表决、即将通过众议院门槛的前一天，韩国外交部长才看到相关报告。

在信息光速传播的时代，说自己因正在国外出差而没能及时接到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事件的报告，有多少国民能够接受这一解释呢？从工作人员到部长，都未能认识到事件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由此才导致错过早期应对的黄金时间。同时收到相关电文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总统室也同样未能作出灵敏反应。因此，无论是尹锡悦总统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通电话时、还是朴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时，都没有提到IRA法案。

美国旨在围堵中国的立法不仅波及到韩国电动汽车产业，似乎还将影响到芯片行业。据报道，美国将针对中国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禁止向中国出口包含美国设计或使用美国设备生产的用于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芯片产品。此举将直接打击到相关产品产量的40%都出口到中国的三星和SK。因为犹豫不决而蒙受损失的事情发生一次就够了。韩政府须将此前应对IRA法案的经验作为一个教训，调动所有力量和关系网络，防止芯片领域蒙受损失。拜登的亲笔信证明，这样的努力在美国政府和议会完全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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