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单边主义背弃价值同盟
中美间选边站令韩国苦恼
三个月前，在阳光明媚的首尔南山酒店室外，美国总统拜登在现代汽车董事长郑义宣耳边说蜜语，“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对其承诺将在美国当地投资105亿美元的回应。当时搭在郑义宣董事长肩膀上的拜登手掌的热气难道已经消退了吗？因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在美国销售的现代、起亚电动汽车的补贴瞬间消失了。继特斯拉之后，现代汽车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9%)，此举无异于是绊住现代汽车的“铲球”动作。冷战之后，支撑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自由和公平交易”幻想再次破灭。
作为对策，现代汽车说是要将在美国佐治亚州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竣工时间提前，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地许可程序、构建合作企业、说服韩国国内工会等先行课题不止一两个。即使一切进展顺利，也需要2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市场能否撑下去谁都不知道。韩国汽车产业联合会(KAIA)担心，随着IRA的实施，每年10万辆规模的电动汽车出口将出现差池。
大大小小的韩美通商悬案是家常便饭，但此次事件是在作为价值同盟的两国关系重新崛起的时候出现的，更令人震惊。难道价值可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共享？韩国政府和业界似乎希望美国可以对“经济安全同盟国”予以关照，但可能性不大。是否会撇开欧洲和日本、只对韩国给予特别待遇还是个疑问。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长期意图是在本国领土内重建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等整个制造业基础。与其抱着微弱的希望，不如摸索基于相互主义原则的实质性对策，这才是明智之举。
眼下的对策之一就是修改“只有韩国成了冤大头”的电动汽车补贴体系。韩国产汽车在美国一分钱补贴都得不到，但美国产汽车仍然获取补贴。上半年韩国政府支付给美国产电动汽车的补贴(国家经费和地方经费)为448亿韩元，但大部分被特斯拉拿走。其金额是整个电动汽车补贴的十分之一左右。与明目张胆地衡量生产地然后区别对待的美国相比，韩国的补贴政策太过绅士，甚至显得悠闲。
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政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是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后的滔滔潮流。虽然拜登是在谴责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主义”后当选的，但并没有什么变化。相反，在看起来很好的微笑背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变得更巧妙、更狠毒。就任5天后签署的文件是强化政府采购美国产品义务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行政令。 向在美国投资的全球企业提供破格补贴的同时、阻止尖端半导体在中国投资的《芯片法案》也是拜登的心血之作。
虽然美国制造业复兴政策的目的被包装成“国家利益”这一抽象词汇，但归根结底还是选票。拜登当选前在美国外交专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文称，“今后将开展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也就是说，要停止全球化后加速的美国后工业化潮流，找回减少的劳动者工作岗位。拜登的“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口号与特朗普针对铁锈地带(Rust Belt)劳动者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拜登的签署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一个平凡却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名分而已。这也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将外交重心转向与美国的“价值同盟”的过程中暂时忘记的命题。在半导体和萨德等事关韩国未来的问题上，两个强国强迫韩国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可能是事先表明美国不会对其选择的结果负责。尹锡悦政府的外交通商政策又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