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执政党阵营强行通过《媒体仲裁法》修正案的举措背后有着前任法务部长曹国的影子。曾在首尔瑞草洞大法院门前高呼“守护曹国”的人群，也要求进行“检察改革”和“媒体改革”。他们认为曹国破坏公平的错误行为只是小事，而尹锡悦检察总长对其进行彻查以及媒体的批判性报道才应该受到惩罚。与稻草人一般形同虚设的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简称公调处)成立后，一度甚嚣尘上的检察改革告一段落，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执政阵营为安抚自己的铁杆支持层(即高呼“守护曹国”的群体)，也为实现连续执政，准备在8月25日的国会正式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意在打压媒体的“恶法”。
号称“曹国白皮书”的《检察改革与烛光市民》一书的作者中，金敏雄、全遇容和崔敏姬都是典型的进步派知识分子，他们将改革定义为“改变自己存在条件的行为”，并称，“统治势力中的改革运动家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我矛盾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因自己的存在而获得的利益，一方面又设法否定自己的存在。如果对他们所表现出的‘存在与意识不一致’进行批判，改革就不可能实现”。按照他们封闭偏执的思维逻辑，终究只会得出不符合现实的歪理，批判曹国伪善行为的媒体将会被贬低为傲慢不逊的改革反对势力，因此针对媒体的改革刻刻不容缓。
他们内心大概想说的是，“在我们进行反独裁民主化斗争而被关进监狱时，你们媒体都做了什么，那时的你们不是与独裁政权勾结，尝尽甜头了吗？”确实应该承认，面对提着刀枪掌握政权的独裁者，媒体无力拒绝独裁政府制定的报道方针，曾经对刽子手大唱赞歌，忘记了“直笔人诛、曲笔天诛”(意为说真话可能遭到人惩，歪曲事实则将遭到天谴)”的因果律，令人深感惭愧。
但进步派知识分子不应忘记，实现民主化并非只是依靠少数精英人物的牺牲，他们所憎恨的绝大多数记者即便只被允许写出短短一段新闻，也曾想方设法将真相写入其中。正是记者对首尔大学生朴钟哲被拷打致死的报道促使白领大军加入大学生示威队伍，喊出“打到独裁”、“争取直选制度”的口号。我们记者群体并没有堕落到需要国家通过立法来打压约束的程度。这种以正义使者自居，将反对者视为非正义的非黑即白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面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韩国执政阵营修改了法案中的部分毒素条款，但法案中影响处罚力度的“故意与重大过失界定”、“虚假与伪造新闻内容的概念”等仍旧模糊不清，存在任意解读的空间。记者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弄清楚权力集团内部腐败行为的全部真相。如果当权者在记者爆料自己腐败问题的前期就下手隐瞒事实，斥责记者制造假新闻，记者就只能束手待毙。一旦媒体加强内部审查，言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掌权者就更加轻易地控制媒体。再说，民主主义的最大优势“多样化”和“表达自由”就会不复存在。难道那些曾经进行民主化斗争的人们希望得到的结局是打压媒体吗？可谓无异于在国际社会上丢人现眼。
韩国的各家媒体无时无刻不在睁大眼睛，设法保障国民的知情权。文在寅总统曾一度陶醉于“K-防疫”成果，大张旗鼓地宣传韩国正在研发的新冠肺炎特效药将“改变游戏规则”，但真正关键的还是疫苗接种。正是媒体执着的跟踪报道让人们了解到现任政府在疫情早期错过预购疫苗的时间，未能如期签下订购合同的事实。青瓦台宣传称，文总统和莫德纳公司CEO进行视频通话后，对方决定在2021年向韩国供应4000万剂次疫苗，而韩国政府却没有像提前订购疫苗的美国和欧盟一样在合同中写明各月份和各季度疫苗交付数量，今年截至目前到货的疫苗只有签订数量的6%。
韩国的疫苗接种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垫底。此外，韩国政府公布的房价上涨幅度一直偏低，最终也是被媒体报道揭露真相。面对这些情况，韩国政府还能把媒体污蔑为只会杜撰假新闻的敌对力量吗？
当然，媒体随时会做出错误或带有倾向的报道。因此，记者们总是致力于自我反思和互相批判，避免因为陷入思维定式而错过事件的全貌和本质。如果因为还是无法避免的一些局限性，导致新闻报道出现问题，那就会进行严重自责，这就是记者群体不成文的规律。
执政阵营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针对“打压媒体立法”的历史审判最终将落在文总统头上。文总统曾在担任总统候选人时，针对崔顺实事件表示，“媒体的沉默将导致国民的呻吟”，近日又曾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主义的基石”。既然如此，文总统就应该出手废除这一给媒体戴上枷锁的恶法。
韩国是一个言论自由极其脆弱的国家。作为一个与拥核国家朝鲜对峙的分裂国家，韩国还处在冷战的最前线，《国家安全法》仍然有效，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思想和表达的自由需要受到更多限制。此外，韩国民法和刑法中也存在对制造散播虚假信息和诋毁名誉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制定这一恶法对媒体进行五倍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吗？此举正在动摇民主主义的根基。
